这，就是约翰.加尔文 茜亚凡赫尔斯玛著 王兆丰译/张艳芬校 目录 序 第一部：上帝如此带领我 第1—12章 第二部：属于两个城市的人 第13—24章 第三部：黑暗之后是光明 第25—36章 附录 加尔文与宗教改革家们 加尔文的历史地位 第一部：上帝如此带领我 第一章 那女人和男孩从昏暗的5教堂里走入“玉米市场”广场的灿烂阳光之下，像往日一样，广场上熙熙攘攘，磨坊主卖完了面粉后赶着驴子回乡下去，大卵石铺成的街上不时传来马蹄的响声，走在人群中的那女人对这一切无暇顾及，刚才在教堂里忏悔时的眼泪尚在她眼里，嘴唇上也还在喃喃地向圣徒祈祷，人们称她是个敬虔的女人，说她的虔诚犹如她的美貌，那就是说她的确很敬虔。 那半个身子藏在母亲长裙里的小男孩却用他那双敏锐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一切，穿过闹市后，他俩回到家里，他们轻手轻脚地进门，因为家里也是办公室，坐在绿色含铅玻璃工窗下的主人正在办理教会的公事，热拉尔加尔文[注：书中法文姓名均参照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辑的<法语姓名译名手册>]是教会神甫和教士们的律师，又是主教的秘书。教会的工作人员总是在他家出出进进。他们不停地在他耳边争吵，吼叫，人人都想方设法要出人头地;遇到麻烦时，他们就来找他们的律师帮忙。热拉尔加尔文在他这个要职上不知疲倦地为教会里的人们工作。他精明能干，人们都尊敬他，他寻求自己的利益也的确很精明。 这位教堂里的律师在周围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奋斗，自从离开老家以来他一直都在奋斗，他不愿意象父亲一样做一个箍桶匠，整天和酒桶打交道，难道挥笔不比抡锤子要好吗？他来到距老家半小时路程的挪扬城就再也不回去了。人人都说热拉尔加尔文很幸运，娶了美丽的富家小姐让娜弗朗，她父亲是挪扬城里退休的旅店老板，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叫谢尔，接着两个孩子都夭折了，下面一个就是长着一双敏锐眼睛的约翰，父母似乎都宠爱他，约翰生于1509年年7月10日下午1点27分。接下来的是弟弟叫安东尼。小约翰才三岁那年，美丽的母亲死于一场瘟疫。父亲再婚后，他们弟兄三人又添了两个妹妹。尽管加尔文很少提到他的童年，但他曾回忆写到小时候的一次朝圣经历：母亲带他走了两个小时到河谷里的一个地方去瞻仰圣安哪圣骨匣子，据说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祖母。敬虔的母亲抱起小加尔文，他吻了那个存遗骨的金盒子，周围是烛光，鲜花和一张张朝圣者景仰脸面。据说这是一块非常特殊的遗骨，固而此地总是挤满了人。那时候，你不用走出挪扬城就可以找到其它的遗骨，每一处都被人虔诚地敬拜，那时，人什么都信，据说那里有施洗约翰的头发，主的一只牙齿，旧约中的一点儿吗哪，喂饱五千人剩下的碎屑等等，教堂里有荆蒺冠冕上的一小段，还有一位叫矣卢瓦的圣徒遗物。神父们，修士们老是在为诸如这些遗骨遗物埋存何处而争执不休，没完没了，连法兰西议会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小加尔文在这个皮卡迪省的挪扬市生活了十四年。这座城墙围起来的城里住了一万多人。当时挪扬已是一座老城，主后五百年那里就有一位主教。768年，查理曼大帝就在那里被封为法兰克国王，从十三世纪起，那座石头砌起来的昏暗的大教堂，是城里的庞然巨物。挪扬城里神父，修道士，教士，主教助理和各种各样的神职人员人满为患，人人都盯着自己的利益，盘算着自己的进升;掌管众人的是一位出身贵族的大主教昂斯特。大教堂是全城生活的中心。此外还有众多的修道院和教堂，每家都有一口钟，每口钟都不时的撞打。挪扬有这样一种说法，你不可能连续说三句话而不被钟声所打断，整个河谷地区处处回响着钟声。尤其是到了节期，驶向奥斯河下游的驳船上，水手们的耳朵里充满了城里传来的合唱声，被落日余辉染成紫色的层层小山坡上，处处回荡着教堂的钟声。 教会律师的老二就在这充满遗骨圣物，频频节期，烛光，钟声，雕像的城墙之内长大，全身心都沉浸在此敬虔气氛和母亲那双雾一般的眼睛之中。家里那张写字台后面不时传来父亲的声音，不是为教会人员安排获得更多的葡萄，就是怎样多收点麦子。这些人总是在抓东西，总是在设法变得富些，让人更羡慕些。 晚上上床后，约翰的小脑海里或许在想的是：那挂在大教堂里十字架上只着一片布头，真人一般高，流着血，头戴荆蒺冠冕的主，在地上时他一点儿也不富有，会不会对这些在教堂里为他工作的人们感动满意？... ...看到他们穿着华丽的长袍，抓取，欺骗，是不是会高兴？他会吗？ 第二章 热拉尔加尔文在为他的儿子们考虑将来。他需要钱让他们受教育。他打算安排他们将来在教堂谋职，利用自己的关系，把他们列至教会的工资单上。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那时，一个孩子可以被任命为教会的职位，领取工资。只要请一个成年的神父做事并付给他一部分钱，其余的钱家长就能留下。 实现此计划要认识关键的人。这是违法的事，但法律常常是鞭长未及。伯努瓦作主教时才十二岁，兰斯大主教任职时才五岁，挪扬的昂热大主教十五岁就开始从教皇那里领取一切的好处，人们对教会里的这种罪恶的勾当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热拉尔加尔文认识挪扬的关键人物，他一直在为儿子们的位置留心。老大谢尔刚能在诗班唱歌就成了一家小教堂的神父助理。三年后，1521年5月小约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职位，他被任命在拉热斯尼教堂里任职。岁入三斗玉米，二十块地的小麦，父亲付给两处的神父一点钱，其余的就归儿子们了，实在是椿美妙的安排。 十二岁的约翰庄严地在神父助理就职宣誓上签字，剃了一个教士式的光顶，于是这个小家伙俨然成了未来的神父助理。 只要有机会，神父助理的位置还可以换成更好的，十八岁那年在巴黎上学时，约翰又谋到了另一美差，将原来的位置传给了弟弟安东尼，两年后又换成了爷爷老家附近的彭雷维克的神父助理。 当时，昂热主教的两个侄子是约翰的好朋友，虽然这个教堂律师的儿子不属于他们的贵族阶层，这两个男孩很喜欢他，约翰常在他们的大厦里玩，他们教他骑马。他们一起先是在私人老师那里学习，后来又一起上了挪扬城里的大帽子男校，那学校的学生们都戴一顶圆边大帽子。 后来，在大帽子学校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学了，小昂热们打算去巴黎学习，当时挪扬又闹瘟疫，这也是离开挪扬的好理由，他们问约翰想不想同行，约翰非常兴奋，父亲也毫不犹豫地抓住此机会，教堂的教士们开会后还是同意了，虽然有些不情愿，因为约翰一走，他的那份收入就泡汤了。 1523年夏，昂热的孩子和教堂律师的儿子一起，带着护卫骑上马离开了瘟疫肆行的挪扬，向着西南方向约一百公里外的大都市----巴黎飞驰而去。 于是，十四岁的约翰加尔文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加入了不同思想的人群。从此他再也没有搬回到挪扬去。 第三章 挪扬城外的世界正在变化。当时带着三重冠冕坐在罗马宝座上的教皇是里奥十世，他是历代教皇中最不可一世的，据说他曾大言不惭地说：“基督的故事可真是叫我们名利双收。“不管他说没说过这句话，他确确实实是名利双收----他的财富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艺术收藏也令人咋舌。此时，里奥十世正在罗马忙着建造圣彼得大教堂，但钱却来得不够快。于是他策划出一个聚财妙计。教皇宣告说，谁要是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捐钱就可以获得一张证书，说他的罪可得赫免。这种赎罪卷也可以用来替那些已经死去据说等候在炼狱里的亲人赎罪[炼狱是罗马天主教人为发明的，根本没有圣经根据] 0.1513年约翰加尔文4岁那年，一个名叫特谢尔的修道士正在德国境内兜售赎罪卷。特谢尔修道士的到来激起另一个修道士马丁路德站了出来，后者是位神学博士，在威登堡大学教书。马丁路德开始教书那年，加尔文尚未出生。1517年这个挪扬的小男孩八岁时，威登堡大学的教授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钉上了九十五条抗议书。路德宣告说，赎罪卷的钱决不能赎罪。赦罪是上帝赐下的白白礼物。威登堡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许多人已经准备好，正在等候的宗教改革的战鼓。 在瑞士的山区里，乌里奇慈运理已经准备好。米兰来的参孙修士此时正在瑞士推销赎罪卷。慈运理的讲道如此有力，以至参孙被绝于苏黎世城门之外。苏黎世邀请慈运理任该城格劳司慕斯特教会的牧师。他有系列地按圣经宣讲上帝的话。他所讲解的圣经是人们几个世纪来未曾听到过的，人们也一直未曾读到这圣经。1516年，伟大的荷兰学者伊拉斯马在巴塞尔出版希腊文新约，那实在是件奇妙的事，这本失丧的圣经被重新找到了。 此时，一千五百万人口的法国也在发生变化。这里，宗教改革由一位索邦大学[当时欧洲最出色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的著名教授勒菲浮发起。这位出生于皮卡迪省的学者去过非洲，亚洲。他在巴黎写作，任教，七十岁的勒菲浮重新找到了圣经的真理。 1512年，当路德尚在寻找灵魂平安，三岁的加尔文还在步履蹒跚地跟着母亲去朝圣时，勒菲浮出版了拉丁文的保罗书信以及注释，老教授强调：“上帝说『唯靠恩典』。“ 他的学生中有一个来自山村的红胡须小伙子威廉法雷尔，他充满活力，无所畏惧，说起话来快而有力，他也在寻找，一天老教授对他说：“我的孩子，我们靠的完全是恩典。“法雷尔几乎顿时以信心的眼睛看到了老教授的。从这天起，法勒尔以火一般的热情到处传讲神话语的真理，勒菲浮对法雷尔说：“你会亲眼看到，上帝要改变这个世界。” 也有其他人跟随老教授回到圣经中去，巴黎附近的莫市有一位名叫布里科尼的主教翻开圣经，看见了新的答案。他开始在自己的教区里进行改革，他按圣经教导人，这在教皇的教会里是前所未闻的。布里科尼主教是位有影响力的人，在皇宫内也很受欢迎。他在皇宫里讲同样的信息，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也转信了。主教把圣经交在她手里。 人们异常兴奋。勒菲浮将新约圣经翻译成法文，让普通百姓自己读。他来到莫市受到主教的鼓励。法雷尔也来到此地，忙于在人群中工作。毛纺厂，酿酒厂的工人们，周围地区的农民们都在阅读，谈论圣经，他们的教会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那时，人们称转信圣经的人是“喝了莫市井里的水”。 随着新的信仰在法国传开，敌人起来要扑灭她。其中有两个身居高位的，一个是索邦大学校长，老奸巨滑的诺矣尔贝达，另一个是贪得无厌的法国总理安东尼杜帕雷。他们先是辨论加威协，最后就用火刑，绞刑来迫害。 感情易变的法兰西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则处于中间位置。有时，他会听妹妹玛格丽特的话，后者会身心地接受新教的信仰，并一直为新约的人们求情。但更多的时候，弗朗西斯受到贝达，杜帕雷一伙施加的压力，说他背叛神圣教会，允许可怕的异端在他的国家里兴起。 弗朗西斯一世比当时绝大部分向教皇弯腰的国主们更强硬些。法国不向教皇弯腰，历代法兰西皇帝常与教皇讨价还价，有时还逼教皇同意他们。但由于对新教的压力不断增加，勒菲浮被赶出索邦大学。1525年，他的作品被定罪，他翻译的新约被当公焚毁，但他却继续在莫市工作。路德写的书开始被偷运进法国，并被翻译成法文，它们都被列在索邦的禁书黑名单上。黑名单上也包括玛格丽特公主写的一本小册子。此外还有许多被列为异端的读物。任何人被发现拥有此类书籍都会付上重价，但人们还是照读不误，印刷机秘密地继续印刷，整个法国都到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 1523年夏，约翰加尔文和他的同伴们来到的就是这时候的巴黎。他在巴黎又曲又窄的街巷里找到了叔叔家。8月的巴黎上空正升起焚烧活人的黑烟：普拉斯格雷夫一位转信的奥古斯汀修士因“路德派异端”被判火刑，他是许多因信仰走上火刑架的人们中的第一人。 第四章 在巴黎的玛尔谢学院有位名叫科尔迪耶的老师，专爱教新生。这位曾作过神父，闻名于法国的教师说：“我宁可教新生，给们打下一良好的拉丁文，法文基础。“约翰加尔文是那些有幸在科尔迪耶门下受教的男孩们中的一员，在拉丁文和法文上打下了好基础。后来加尔文以流利的拉丁文和生动活泼的法文写作时，他对科尔迪耶为他在语言上打下的良好基础表感谢，27岁那年更将他的“贴撒罗尼加前书注释”献给老师。在前言中他写道“邀请您来一起分享我的劳动成果是应当的，那年父亲送我到巴黎时我还是个孩子... ...上帝的护理如此安排，我竞有幸受教于您，使我学到了真正的学习方法。“那个14岁的男孩也给46岁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科尔迪耶被这个学生深深所感，多年后，老人还来到加尔文办的日瓦内大学任教。 塞那河岸巴黎的众多学院中有所叫蒙太举的神学院。她是巴黎最古老，最昏暗也是最肮脏的学校。加尔文结束了玛尔谢三年愉快的学习生活后转入此校。蒙太古是所名校，但之所以出名是因虱子，糟糕的饭食和用鞭子惩罚学生。任何人都不准说一个法文字，昏暗的走道里唯一能听到的只有拉丁文。学生们早上4点就得起床开始上课，加尔文每天早晨只得摸黑从叔叔家骑马去学校。 那位著名的学者伊拉斯马在回忆他在蒙太举上学时感憾地说：“你不知道我在那儿吃过多少个臭鸡蛋”法国大文豪拉伯雷称男孩们黑卡袍上，宿舍墙上成堆的虱子为蒙太举的“小黑侠”。 校长的名字叫汤培特，学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暴风雨”[注：汤培特与暴风雨一字谐音]，他的前任就是索邦大学校长，臭名昭著的“异端猎手”贝达，贝达当时还到蒙太举教拉丁文辨论法。“猪是怎样被牵到市场上去的？是那根系在它脖子上的绳子呢，还是拉着绳子的农夫呢？”诸如此类以及其它严肃的题目是他让学生们花上几个小时进行辨论的。 加尔文奋发学习，拉丁经典，逻辑学，教会先父如奥古斯汀，阿奎那的著作等等，门门功课均极出色，18岁那年便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胃不好，剧烈的头痛常常折磨他，但他那颗年青的脑袋胜过了这一切。这是一颗敏锐，严谨，已经准备好了的脑袋。 在那些紧张的年头中，好在他有不少朋友----有少年时代的好友昂热主教的侄儿们，从挪扬来的表弟罗贝尔也在巴黎，他称表弟为奥利维坦。我们不知道这对表兄弟多少次在一起谈论，辨论关于罗马天主教，关于勒菲浮，路德所发现的圣经真理。 加尔文在巴黎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像他这样一个孤身住在巴黎的男孩子竟能博得许多重要人物的厚爱，是件令人惊讶的事。例如国王的瑞士籍御医，学识渊博的科普。加尔文是他四个儿子尤其中是其中的尼古拉----的挚友。他是科普家的常客，常在他们家听到各种令人着迷的新思想的讨论。他的另一位好友是纪尧母布迪的儿子，因此他也是法国最著名的新思想家家里的座上客。他还有许多非同寻常的朋友。看来，人们也把这位挪扬来的年青人年看作是非同寻常的。 第五章 在加尔文的五年学习生活里，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1525年弗朗西斯一世在与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的一场重大战役中战败，被囚于马德里，在忿恕与羞辱中被关了一年。后来以自己的二个儿子作人质才获释。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失败。在他被囚的这段时间里，他母亲路易摄政，她对异端毫不留情，使得索邦有了靠山。 老教授拉斐勒菲浮逃亡莱茵河畔德国的斯特拉堡，法雷尔流亡瑞士的巴塞尔，但莫市的布里科尼主教却动摇了。他曾领人到真理面前，自己却缺乏勇气为追求直理下监牢，去流亡，走上火刑架。他向贝达，向索邦低头，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命令他教区内的抗罗宗牧师们闭上嘴。于是他保住了主教的顶戴，这顶漂亮的帽子使他仍挤身于法国的八十三位主教之列。 然而莫市的百姓却让他们的主教羞颜：他们不惧怕火刑，有位叫德尼的在走上火刑架之前斥责了他的主教，年青小伙子帕文尼站在柴堆上的那番感人的演说，令一位索邦博士感叹说：“我真希望帕文尼什么都没说。假如能让他闭上嘴，哪怕教会需要付出百万金币也应在所不惜。”另一位人称“利夫里的独居修士“在被火刑焚烧时，巴黎圣母院敲起大钟吸引人闪来围观。毛纺工人勒克莱因被热情误导砸了圣像，为此，他被烧红的大钳子活活撕裂，再被焚烧。当时在巴黎做学生的加尔文难道会一次也没有在人群中目睹这种酷刑吗？ 在罗马，里奥教皇的后任克雷芒七世也陷入麻烦。他败于查理五世后被囚禁于凡帝囚的城堡里七个月。1527年查理五世的军队攻入罗马城，大肆掠夺。士兵们穿上大主教的红袍，带着主教大帽骑马在街上招摇过市，教会的文件被撕成碎片来喂马，艺术珍宝遭毁，一些粗野之辈甚至下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墓穴里，拿走死者手上的戒指。 在克雷芒尚未与查理五世达成协议获释之前，一个英国代表团来到遭劫的罗马。原来英王亨利八世想要休掉元配凯瑟琳皇后。教皇自己已有够多的麻烦，又怕得罪查理五世，便对英王的要求予以拒绝。亨利八世另出一招，设立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大主教宣告此婚姻无效，成全了亨利的离婚。次年，亨利八世自封为英国教会之首，与罗马教庭决裂。从此，英格兰走上了抗罗宗[注：抗议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新教]的道路。上帝使用一场离婚风波改变了一个帝国的信仰。 不仅是帝王们，教皇们陷入麻烦，挪扬城的热拉尔加尔文也陷在他的麻烦之中。不知何故，他拒绝交出一部分账本记录，教会的人被他们的律师惹恼了。或许他也被他们那些贪焚，肮脏的勾当所惹恼，他决定改变在儿子身上的计划，要他成为一名律师。加尔文多年后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送我去读神学，但后来他认为从事法律的职业可以致富，于是改变主意，叫我转去学法律。“ 马丁路德被父亲逼着去学法律，但他却自作张主去了修道院。有趣的是，加尔文从未违背父亲为他前途作的安排。他听命于父亲，离开巴黎去了奥尔良。奥尔良大学的法律系很著名。 1528年，就在加尔文离开巴黎时，一位衣衫褴褛的西班牙人来到巴黎。他是37岁的罗友拉。他牵的驴子上满载书籍，还带了几块金币和耶稣会的书面条例，他说这是圣母玛利亚在巴塞罗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亲口告诉他的。此人后来被罗马庭册封为严格而强大的耶稣会的创始人，而那个正离开巴黎，尚未写成他的巨著的年青人日后则成为抗罗宗阵营的杰出领袖，重新找回上帝语话真理的卫士。 第六章 奥尔良是个美丽的地方。大学生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里有40片网球场供他们比演，消遣，一条大河任他们驾驶帆船，还有没完没了的酒席，宴会。法律学教授莱斯图瓦勒的大名吸引了各国的学生。 但那个从挪扬来的学生没有加入这群娱乐之众。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他比在巴黎时更发奋地投入学习。为了保持一晚上清醒的头脑，他几乎不吃晚餐，每晚只让自己睡几个小时的觉，清晨醒来在床上躺着回忆昨晚所学的东西，训练记忆力，增加知识。一年之内，加尔文便以法律老师而不是学生而闻名，教授不在时，让他教。 他学的不止法律，奥尔良有位来自德国的出色的希腊文教授沃尔马，他学过路德的思想。加尔文在沃尔马那里学希腊文，掌握希腊文后，他可以从原文研究新约圣经。他也贪婪地阅读各种希腊文书籍。或许，沃尔马在教这个学生希腊文的同时，也向他指明新约圣经中那些对路德和宗教改革者们极为宝贵的经文的意义。 后来他将他的“哥林多后书注释”献给了希腊文老师，加尔文感谢地说：“我在学法律的时候，有幸受教于您而学希腊文”。 一年后加尔文离开奥尔良去布尔热。这座城曾被凯撒大帝所毁，由查理曼大帝重新建，现在属玛格丽特公主所管的纳瓦尔省境内，公主从意大利邀请了著名的法律学教授阿奇艾迪来她的大学讲课，跟随路德的西腊文教授沃尔马也被邀来此任教。这是受玛格丽特的保护也比较安全，许多学生慕阿奇艾迪的名而来生。加尔文也随众人来到布尔热。在沃尔马家里，他遇到了一个学希腊文的小学生。当时加尔文二十岁，那个十二岁的小男孩西尔多贝查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在一个他俩都尚未去过的地方，他会站在加尔文身边，并成为他的接班人。 1531年加尔文回到巴黎短住。听说父亲病重，教会律师的儿子立刻赶回挪扬。绿色玻璃窗后面异常宁静，但教会的人不顾他们律师的疾病，仍然来和他纠缠，争吵。此外，大儿子谢尔已成为本地的神父，与他教会的同事们也不和。1531年5月热拉尔加尔文在此种种阴霉下去世。据说他的儿子们不得不向教士们乞求，让父亲的尸体得以埋在教堂的墓地而不至于落于荒野。 那年加尔文二十二岁。父亲死后他又在挪扬住一个月，他和哥哥将父亲拒绝上交的账本还给了教会。加尔文在他挂名领薪的彭维雷克小教堂为父亲主持了追思。在家期间，哥哥向他述说，抱怨教会人的不满，或许兄弟俩也曾暗地里取笑挪扬主教的大胡须。虽然当时教会的法律中规定不准留长须，主教大人却执意不从。一个礼拜天早上，主教身着华丽的大袍，戴着主教冠，手持金十字架来到教堂门前，教士们却当面请他吃了闭门羹，他只好回家。 他们哥俩也有机会讨论老教授勒菲浮的思想，路德的小册子，固执的贝达和其索邦的同事们，老奸巨滑的弗朗西斯和他敬虔的妹妹，巴黎，莫市的火刑等等。 这也是一段思考的时间，父亲去了，加尔文可以自由地为自己作出选择，他既没有转向贪婪而陈规戒律繁多的教会，也没有转向法律，他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学者，为此要更多地学习希腊文，拉丁文，阅读更多的经典著作，做研究写文章。除了需要一点儿钱租间安静的小屋子，买点裹腹之物外，就可以躺进堆满书借的屋子里，用墨水写出自己的思想，见解，除此之外，谁还会有更多奢望呢？ 要过这样一种生活，就非得去巴黎。弗朗西斯最近使巴黎变得对学者们更具吸引力，在布迪的催促之下，这位法国皇帝办起了皇家学院。这一决定使索邦大感不快，因为弗朗西斯对时下流行欧洲的人文主义新思想很感兴趣。 人们开始自己思考问题而不是由教会来替他们思考。那些有学问的人阅读古典拉丁，希腊的智慧，以此来作为他们自己思想的基础。这种新的人文主义思潮不是基督教的，但却具有其伟大的价值，她鼓励人们独立思考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教会告诉他们的。人们开始从学习圣经中发现许久以来被教会忽略的，藏起来的东西，上帝用这种新的学习方式，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将他们带回到他的真理上来。 加尔文步行了一百公里从挪扬去了巴黎，决心要成为一名学者。到巴黎后，一位朋友愿意为他提供住处，但他谢绝了。他在福尔泰学院宿舍里租了一个房间，那里离学校很近，他可以直接去听课。宿舍是一排排又小又窄的斗室，他住在楼上。许多像他一样的学生，老师们都在此生活，学习。 加尔文一头扎进了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的学习，白天去听课，晚上点支蜡烛到深夜。他埋头学习，研究，写作，也又一次进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朋友圈子，进入那些像他一样的学者们中间，他又回到御医科普的家，加入布迪家里的那些讨论，这难道不就是他所向往的生活吗？ 正当加尔文埋在巴黎的书丛中的时候，苏黎世的改教家慈运理死于战场上。他作为苏黎世抗罗宗军队的随军牧师上前线，迎战进犯的瑞士其它地区为天主教而战的1531年10月11日军队。当时他正跪着安慰一个伤员，被人用枪从背后刺死，敌人咬牙切齿地将他分尸，焚烧，那天是日。 但那个在巴黎的学生既使听到卡普尔战场上的这个消息，也不太可能予以重视，他正深深的埋在书堆里，沉浸在自己的写作中，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慈运理的国家的一员，成为比这位在路边被刺死的48岁的改教家更著名的改教家。 第七章 七，八个月的辛勤劳动之后，书写成了，这还不包括他上课，学习所花的时间。加尔文怀着一种青年学者的骄傲将手稿交给印刷商。他卖掉自己一点可怜的东西，借了一部分钱才凑足印刷费。他将此书献给了童年好友克罗德昂热----挪扬主教的侄子。此时的克罗德已成为挪扬的圣矣卢瓦修道院院长，加尔文写到：“请收下我的第一个果子，她理应属于您，我和我的所有都有负于您，我是在您府上长大的。” 1532年4月，加尔文的书出版了，这是一本关于罗马哲学家西尼加的论著，西尼加生活在使徒保罗时期的。读古代名人的作品，然后写上篇评论，这是时下文人们的风尚。作为一个22岁的年青人，加尔文的“西尼加注释”可算是惊人之作。他以优美的拉丁文写成，除了引用当时的作家之外，加尔文引用权威的66位拉丁文学着，22位希腊文作家，7位教会先父的话，但整本书里只有三处不重要的地方引了圣经经文。 可是这本书鲜为人知，卖不出去。加尔文求朋友们去买他的书，去推荐给别人，请他们的教授使用。他还寄了一本给巴塞尔的大学究伊拉斯马，但还是卖不出去。作为一个新作家，不被重视已经够糟的，所欠的印刷费更是雪上加霜。 无论如何，过这种自由撰搞人的生活是他自己选择的，不是吗？不过，去完成因父亲去世而中断的法律学业或许不是件坏事。一大堆书和一点个人家当被运往奥尔良，他本人则只好步行相随。 这个瘦瘦的，才华横溢而从不参加宴会的学生仍留在奥尔良大学人们的头脑里。皮卡迪省来的学生们尊敬加尔文，选他来做他们的生活管理员，可是当他把本应用来举办庆贺他当选的宴会的钱交给图书馆用以购书之后，学生们大为不满，不过他们对他还是很尊敬。 加尔文在奥尔良又学习了一年，第二年匆匆赶回挪扬，因为哥哥与教会的矛盾越闹越大。他的法律课业眼看就要完成，可是他显然没有等到他的博士学位。在家乡的玉米市场广场上，他目睹了反异端，反路德的抗议活动。他参加了一个神职人员会议，因为他是正式列在他们名单上的，他到底替哥哥做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 1533年9月，加尔文回到巴黎，住在一个叫艾蒂安拉福尔热的布商家里，他的住处叫鹈鸪之家，三个月后加尔文从巴黎逃亡。 第八章 巴黎人民被鼓动起来了。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在一年一度的圣徒节中对全校发表讲话，他没有提圣徒和教会的事，而是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开始，讲到福音与上帝的白白恩典，他反对那些对回到圣经去的人们的迫害。他引用了伊拉斯马的话，这在索邦是被查禁的。他的有些话听上去很有力，像是路德说的，但他没有说明那是谁说的。 索邦的教授们暴跳如雷，二个修士直奔议会要求立即法办校长。他们找不到国王，因为他去了马赛，为他第二个儿子与教皇的外孙女的婚事作安排，那姑娘刚巧乘船来觐见国王。校长的演说中还有件奇怪的事，人们私下议论说他的讲稿采纳了或是得到了一个叫约翰加尔文的年青学者的帮助。不管怎样，尼古拉科普与加尔文间的友谊已有十年之久，他们常在一起，现在索邦发难了，怎么办呢？ 1533年11月下旬，在那篇演讲的一个月之后，科普正在列队往皇宫去的学者们中，他身穿校长礼服，司仪手持金杖走在他前面，他要去回答议会的传问。突然一个送信的跑来，交给他一封议员朋友的信，叫他立即逃命，索邦已经说服议会不可放走他，国王不在巴黎，救不了他。 尼古拉转进一条巷子，扔掉帽子，袍子，消失在一群帮助他的学生之中。一小时后，化装溜出了圣马丁城门，他在急忙逃离中把大学的印章都带在了身上。 这下子警察局长恼羞成怒，他下命法警们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加尔文。可学生们又一次胜了当权者，几个学生在楼梯口与法警纠缠，另外几个用床单将加尔文从后窗吊了下去。加尔文躲进一个朋友家，他家有个葡萄园，他穿上打工的衣服，肩上扛着把锄头走出巴黎，法察们只逮到了加尔文的书。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加尔文变成了一名通缉犯？直到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加尔文是谁，既使知道，也就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年青的作家，新兴的学者，一个将来要成为神父的年青人，他与尼古拉科普分享的这些新思想令索邦怒不可遏，他们不明白他的这颗心是如何被掳去的。 加尔文听到这些新思想已经很久了。他读过勒菲浮，路德，慈运理的书，他从表弟那里听到许多，也与他争论了许久，他从深为敬佩的希腊文老师沃尔马那里听过许多，也从哥哥的抱怨中听到过，后来哥哥以“异端”被赶出教会。他在用学到的希腊文，希伯来文从原文圣经里学到了许多。近来，他目睹了火刑架上的烈士，也在房东的家里看到了人们将这些新思想付诸行动。这里成了各地基督徒的秘密碰头地点。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加尔文的心都没有为此真理准备好，他说：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享受写作安宁，过一种自由而有名誉的生活。虽然我有过片刻的安宁，但离真正的心灵平安却相去甚远... ...我越是仔细省查自己，我的良心越是被击打，试图将一切都忘掉便成了我最大的安慰... ...我已经开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的教义传开了，这不是要带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是将我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的教义，是要除去渣滓回到当初纯洁的教义。乍一听到此教义时，它的新奇令我很感刺耳，我承认一开始我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听的，我曾大动感情地竭力抵抗... ...我承认，至今为止我的一生都在无知与错误之中，最后我认识到，这就像一道亮光突然照亮了我。我这才发现所陷入的是一个充满谬误，藏污纳垢的泥潭，我所沾染的是何等的肮脏与污秽，我恐惧战惊意识到自己落入的可怜，可悲的光景。面临那永死的威胁，我不得不立即下了决心。我首要的工作就是致力于神的道路，我以眼泪，痛悔遣责自己的过去“。 这段话是加尔文在尼古拉科普的演讲六年之后写信给一位主教时说的，他是以一个转信抗罗宗的口气说的，这也是他本人的经历。他自幼在教会长大，奋发学习，写作要想成为一名人文主义的学者，他努力奋斗是要寻找平安，就像保罗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一样，尽管很顽固最后不情愿地被上帝转了过来。 加尔文在他的“诗篇注释”的绪中这样写道： “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变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间燃起强烈的愿望，要在真道上长进。虽然，我未完全放弃其它的学习，它们对我却不像以前那有吸引力了。“ 这样看来，这一“突然”转变一定是发生在他写完“西尼加注释”一书之后，因为他在此书中极少提到圣经。最有可能的是发生在他在奥尔良的最后几个月的学习期间，或许他被那光照亮是当他住在敬虔的鹈鸪之家主人拉福尔热家时发生的。 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未来的神父，律师，学者的约翰加尔文已不复存在，此时站立着的是基督耶稣的仆人约翰加尔文。 第九章 自从十一月他肩扛锄头化装成葡萄园工人走出巴黎以来，加尔文一直在流浪。先是悄悄地来到挪扬住了几天，这时玛格丽特公主听说了他险些被捕的事，就说服已已回到巴黎的国王，对加尔文施怜悯，于是加尔文溜回巴黎，受到玛格丽特的亲切接见。或许他离开巴黎时还在拉福尔热家停了一下。 他去了安古莱姆，找到他的朋友，同班同学路易杜蒂耶的家，后者是当地天主教会的教士，对勒菲浮的思想表示同情。他家的房子很大，从父亲那里继承了4000多本藏书，在当时可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了。加尔文在此受到欢迎，并住了几个月。他化名谢德矣斯维。逃亡期间，他共用过9个不同的名字。 杜蒂耶的图书馆是个理想的安静学习之处。加尔文全时间投入信仰学习之中，那是照亮他的光。他在那里过得很愉快。他在写信给奥尔良的朋友弗朗索瓦达尼矣尔时说：“从经验中知道，我们对自己前面的路是看不清的。当我正在为自己设计要过一种安宁自在的生活时，那最没料到的却临到我。在我看来是很糟糕的情况下，却有一个安静之处为我预备，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这是上帝的工作。向他委身的人，他一定看顾“。 但人们却没有让这个化了名的人留在他的安静窝里。来杜蒂耶家的知识分子们来找他交谈，神自己把他从书房推出来，到乡村，到百姓家里去。这个穿黑衣服的消瘦人影在各处出入，在人们家里秘密聚会，在河附近的小山洞里向那些渴望的听众传讲。人们不顾自己的安全寻找他，要听这个遭追捕的人讲。 1534年4月，加尔文去见他从未见过的老教授勒菲浮。老人已近百岁，此时受玛格丽特的保护住在内拉克，他的最新法文版圣经刚印出来。站在他面前这个不到二十五岁的年青人，已成为那些回到圣经中的人们的领袖。老少两俩都热爱他们的祖国----法国，两人都出生于皮卡迪省，此地以许多富有勇气与自由思想的人们而闻名。老人是法国宗教改革的第一位领袖，他选择了一条和平的路线，希望在罗马天主教内都进行改革。据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老人为此而感到遗憾。有人说，他告诉眼前这个被火燃烧着的年青人，与索邦教会对抗是不可能的，要想把腐败，迷信的罗马教会转回到上帝的话上来是无望的。他会不会对加尔文说：“你要成为在法国建立上帝国度的器皿？”他是否意识到他的领导担子要落在这个年青人肩上？ 没有人知道他们俩，一个濒死的老人与一个火焰般献身热情的年青领袖到底谈了些什么。此次见面之后，加尔文再一次去了挪扬，他已作了决定。 不是象老教授那样徒然希望教会的内部改变，新信仰必须有新的教会。不，这不是新的信仰，也不是新的教会，这是老信仰，比主的十字架更老，曾一度失丧又被重新找回。那将要重生的教会必须要像那老的教会，像那五旬节之后的初代教会，基督的教会是根据神的话建立起来的教会。 离25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加尔文站在挪扬大教堂前，他从小就在此教堂的阴影下长大。他告诉那些惊呆了的神职人员，那些从小就认识他的人们：他不会成为他们的神父，他也放弃他的一切收入。 1534年5月21日，挪扬最著名的儿子最后一次离开了城门，踏上那条通往巴黎的路，那条他少年时代走过的路，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玉米市场附近的家，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没有家也没有教会。 第十章 加尔文整整流亡了一年，他的异端已经够上火刑架。在此同时，另外有群人也在追他，那是为了要听他教导，传讲真理的人们。他后来回忆说：“神如此带领我，他通过不断改变的情形使我不得安顿在一个地方... ...“ 最后一次离开挪扬后，他去了巴黎。在巴黎他离不开那些信徒们，他知道他们的暗号，秘密聚会点，他曾又一次回到拉福热尔家。他小心地出入那些忠信的人家，教导，鼓励，坚固他们。他多次在秘密聚会上讲话，这些聚会有时会被警察的到来所中断，他知道如何从后门小径，从窗户，从火枪射击下逃入黑夜中。在那些日子里，讲道结束时，加尔文会将双手高举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敌挡我们呢”[注：罗马书8:31]。那些被警察抓住的，下一次聚会时他们的位置就空着，他们被关在监狱中等候上火刑架，他们就为这些话的真实作见证。 拉福热尔催促加尔文离开巴黎，他告诉加尔文“你在这儿太危险，整个法国都需要你，抗罗宗没有领袖，我们需要你，立即离开这里。” 加尔文还是没走，巴黎人民也需要他。此外，加尔文已与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叫舍维塔斯的西班牙年青人有约要见面，此人否认三位一体神性，大胆地宣称只有他一人掌握真理。他在德国四处活动，但没有找到信任他的，便来到巴黎约定要见加尔文，想要改变他。加尔文如期赴约，他化装来到预定的那所房子，焦急地等着那个西班牙人，但舍维塔斯没有露面。十九年之后，他出现在瑞士，面对他约定要在巴黎见面的人。 离开巴黎后，加尔文先去了法国西部的普瓦图地区，那里有他的朋友，他先是在公园里，后来在一个秘密山洞里点着火把演讲，教导。据说加尔文在此第一次分圣餐，桌子是一大块平的岩石，仪式很简单，就是按基督的话掰饼，喝杯，没有罗马天主教那套浮华仪式。 加尔文也在普瓦图第一次派出三位宣教士出去传道，教导。警察又一次临近，有人告密，说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住在这里。加尔文逃到了安古莱姆他同班同学杜蒂耶家。人们又找到他，要听他讲。这个自称为羞怯的人说：“我无论躲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公开学校。” 下一站是他曾学过法律的奥尔良。在此，他完成了信主之后的第一篇出版物，那是一份用拉丁文写的小册子，书名叫“灵魂待苏说。”他在书中反驳那些认为人死之后灵魂进入睡眠，直到最后审判的观点。他说，人死之后灵魂虽离开身体，但却是活着的，有知觉的。在奥尔良，他也为表哥奥里维坦翻译的法文圣经作了两篇绪。这些言辞真切的基督教文章出自于新加尔文，完全不同与“西尼加注释”里的学者口吻。 此时，大批的张贴和单张秘密运进了巴黎和许多法国城市，它们是用法文写的，抗议罗马天主教的弥撒，1534年10月18日，这些张贴一下子出现在许多公共场所，甚至还出现在皇帝陛下卧室的手帕柜里。传说这些都是那逃到瑞士去的红胡子改教家法雷尔干的，这些张贴上的语言是愤怒的，挑战性的，上面也提到了弗朗西斯的大名。皇帝大为发火，决心要报复，罗马天主教更是怒不可遏。一时间，监狱里“贴布告者”人满为患，火刑的黑烟滚滚而起。他们又发明了一种酷刑，做一个来回摇动的架子，将受害人从火中摇进摇出，慢慢烤死。对于抗罗宗人士来说，法国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加尔文骑马向东边的德国边境莱茵河方向走去，心里还想找到安静之处继续他的研究，写作。随行的还有杜蒂耶以及二个仆人，杜蒂耶扔下了自己的工作和那些精装书籍，跟着加尔文走了。 他们到了离巴黎三百公里的麦兹，一路上寒风刺骨，每晚住宿，在小店里都有可能被人认出，遭人出卖，一路伴随他的还有头痛，胃痛。有天早上起来，他们发现一个仆人偷走了他们的钱袋，骑上马逃之夭夭。他们一下子变得身无分文。另一位仆人还不错，借钱给他们可以维持到穿过边境到斯特拉堡，那里的抗罗宗传道人是加尔文的朋友。马丁布塞尔牧师在也那里，帮助那些逃离迫害的法国难民，加尔文从前曾替其中的一位给布塞尔写过信。 或许斯特拉堡还是不太安宁，他俩又继续往南走。据说加尔文在路上曾去见荷兰学者伊拉斯马，后者编辑了新版西腊文新约，为世界重新找回了新约圣经。但这位为宗教改革铺路的伟大学者吃惊地发现他下的蛋，路德和慈瑞理却孵出了一只完全不同的鸟之后，以拉斯马从重新找回的信仰中退回，与教皇和好。教皇以一顶红衣主教的顶戴换了他的那颗心，他作为一名与罗马天主教正式联在一起的人文主义者留在历史中。伊拉斯马比加尔文大40岁，加尔文见他时已入暮年，不知他是怎样与加尔文相见的。 1535年，马背上的三个人来到巴塞尔。此地是瑞士文化，印刷中心，他们的流浪生活暂告一段落。他们在此住了一年多，加尔文终于找到了一个安静之处，他从克莱茵夫人家租了间屋子，关上门，开始工作。他的化名叫马丁那斯路卡尼司，听上去有点像是马丁路德的名字。巴塞尔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位路卡尼司是谁，其中一位就是当年的校长尼古拉科普。自从那天他从去皇宫的路上消失，加尔文人窗口用床单逃命之后，他俩还未见过面。在这远离巴黎的异乡，他们一起互诉发生在祖国的那些残酷的迫害。说起这些来真叫人心碎，一个胆小的人入狱后为了免上火刑架，供出了那些参加秘密聚会的人，他们虽未参予张贴那些海报，也都遭害。那位敬虔，慷慨地将自己的家作避难处的拉福热尔上了火刑架，他太太则被投入监狱，那个残疾的鞋匠米隆被慢慢地烤死，加尔文认识他，他自己不能走路，靠替人做鞋糊口;那个参加秘密聚会的富商杜波也未能幸免;石匠普瓦洛的舌头被用铁钉钉穿，绑在胸前走上火刑架，因为他不停地提到他的救主。巴黎的秘密聚会点许许多多的位子空了。弗朗西斯对抗罗宗的态度完全变了，对妹妹的请求也无动于衷，唯一的宽容是将她的三位传道人从监狱转入修道院，其中两人悔过了他们的抗罗宗信仰，转回到罗马天主教。第三位叫科尔博，已经半瞎，后来得以逃脱，最后也来到了巴塞尔，告诉加尔文巴黎的近况。 弗朗西斯编造谎言来掩盖他的迫害。他知道，抗罗宗各国特别是德国若知道真相，会对他感到愤怒，他需要这些国家与他联合来对付神圣罗马帝国的西班牙查尔斯皇帝，他曾是其手下败将。于是他写信给德国王子们说，他所投入监狱，送上火刑架的是暴徒，恶棍，企图分裂教会，分裂国家的重洗派之流，等等。 难道慷慨大方的拉福热尔，残疾鞋匠来隆，那些加尔文所熟悉的面孔以及许许多多主内的弟兄们，都是暴徒，恶棍吗？在法国，没有人可以为火中的人们说话，没有人可以说出这些烈士信仰的真相，但是有一位法国流亡者可以。 住在科莱茵夫人家的这个法国人坐在桌前，羽笔饱蘸墨水，奋笔疾书，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在写完六章之外，又加上了一封信作序，带着稿子去到朋友，印刷商汤马斯普拉特那里，印刷厂所在地有一个黑熊的标记。 第十一章 加尔文写作为序的收信人从未读过这封21页的信。这封拉丁文的信是这样开头的：“献给基督教之国国王弗朗西斯约翰加尔文在基督的平安与救恩陛下，中诚愿... ...“但这位国王陛下却忙于与情妇们在舞池中，忙于与人策划，结盟来对付他的敌人而无暇顾及。假如有人告诉他四百年之后，此书仍然被认为是对人们思想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几本书之一，他大概会读的。弗朗西斯陛下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封写给他的信会被视为一本火焰般雄辨的杰作，竞被译成多种文字，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读者。 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信仰要义”并不是向法国皇帝的请求信，这本书是为了帮助抗罗宗的人们认识圣经的真理。宗教改革时期无人将这些真理条理性地写成书，路德的贡献是将圣经译成德文，他也写了一些专题文章，罗马天主教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宗教改革的人们有上帝的话，但谁来领他们认真地，整体地理解上帝的话呢？谁来向他们展示关于神，基督耶稣和圣灵，关于圣餐与教会，关于信心与祷告，关于基督使徒生活中法律与自由呢？ 当他的朋友们在烈火中的消息传来时，这个躲在巴塞尔的法国人写下了这本手册。接着传来弗朗西斯的谎言，加尔文突然意识到他可以对着全世界来捍卫那些被污陷人们的真正信仰，他也看到或许他可以来感动法兰西皇帝那颗狡滑的心。这本书不是一本学习指导，而是那些法国烈士们在火焰中印上标记的信仰告白。加尔文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说： “陛下，当我开始写此书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最后是献给您的。我的原意只是要列出基本原则，教导那些对信仰有兴趣的人们，什么是真正的敬虔。我的主要目的是为我的法国同胞们写的，是为那些饥渴羡慕基督的人们写的... ...，但我看到您王国里的一些恶人发出的狂怒达到如此高潮，使这片地竞容不下真正的教义。于是我以为当尽上薄力，在将这些教导写给他们的同时，也向陛下您坦承我的信仰，好使您知道那些狂徒们为之暴怒，在举国上下挥舞刀剑，燃起烈焰的教义之真相... ...因此，我请求陛下 - 这并非是一个无理要求 - 对整个事态有个完整的了解，因为整个事情都被那些肆无忌惮，无视法律之辈搅得一片混乱。请不要以为我这样做是要为自己辨护，为了我自己可以返回祖国，尽管我心中的思乡之情犹存，此亦人之常情，但是眼下的情形令我对自己的处境无悔无怨，我的申辨是向着敬虔的人们，也是向基督... ...。陛下，您决不可对此正义的辨护置罔闻... ...此事大局攸关值得您的关注... ...值得您的皇冠... ...我何必赘述呢？认真地思考一下吧，陛下，思考一下我们的所言所行，将我们视为最不齿于人类是因为您不知道我们是因为信永生上宙而劳苦忍辱[提前4:10] ，因为我们相信，认识唯一真神并他差来的基督耶稣就是永生[注约翰17:3]，正是因着这一盼望，我们中间有的被铁链所捆，有的被皮鞭抽打，有的被拖来拽去作为笑柄，有的被残忍地折磨，也有的不得不逃亡... ... ...“ 加尔文以他那受过律师训练的严谨思路对强加在抗罗宗头上的罪状一一列举，一一辨护。他引用大量圣经经文，他引用教会先父们的话。有时他的言辞尖锐无情，虽然是在向皇帝提出申辨，但因为是为真理申辨，他不顾忌他所使用的词语。 “我们是和平，诚实的人”他为自己和那些在法国被指控为闹事者的人们辨护：“既使是在流亡中我们也没有停止为您的国家和繁荣祷告，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学会更能忍耐，更为谦卑，更有节制。我们中间若有谁以福音为骚乱的借口，您可依法惩办，但您却不可责怪上帝的福音。陛下... ...您若心平气和地坐下读一读，我们就不会轻视您的重新开恩... ...这是我们的信仰告白，这是向陛下呈上的我们的辨护。反之，您的耳朵若被那些恶人的切切私语所充塞而容不得被控之人的申诉，假若那些肆无忌惮的狂怒之辈在您的默许，纵容之下，继续以监狱，皮鞭，抄家，折磨，火焰施加迫害，我们就真的是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被逼到极处，然而我们必以忍耐等候神大能的手，他的手必定在时候满了之时拯救那遭难的，惩罚那些藐视他的人，尽管眼下他们是如此无忧无虑。愿主，愿那万王之王以公义建立您的皇位，以公平坚立您的王国“。 这些是那位弗朗西斯皇帝未读过的雄辨之词。此后，这本称为“基督教信仰要义”的书不断成长，就如一颗种子长出的树，再版四次之后，全文由最初的六章发展为八十章，四册巨著。此八十章都基于那六章的种子。五十岁那年，疾病缠身的他奋力完成最后一版时与那个二十五岁躲在巴塞尔的年青人对神的话所作的解释丝毫未变。 1557年，“基督教信仰要义”的最后一版以“使徒信经”的顺序讨论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四个版本中，三个以拉丁文写成，一个以活泼美丽的法文写成。今天，此书被翻译成至少十种语言，这本巨著是以综合神的话所写成的一个完整的教义系统。“要义”以神开始，以神结束，也以神为万事的依据，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加尔文以一个律师清晰的逻辑写成此书，以作家般流畅的行文，充满说服力地写成，以一个极罕见的，能掌握神整体真理的头脑，辉煌地写成;以一颗完全献给主的心，满怀激情地写成;因着他的灵魂单单由于神的恩典而被从罪的泥潭中救出，他谦卑地写成此书。 从来没有人如此写过，至今为止也没有人能够象加尔文那样地接近宏伟庄严，至高无尚的基督教信仰真理，如此写过。 但约翰加尔文并不知道此书的成功。他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出名，只打算关起门来，用一个假名写一本小型的书。说：“我的目的不是要以此出名他，书一写完我就离开了巴塞尔。在那里也没人知道我是书的作者。“ 科莱茵太太的房客马丁尼斯路卡尼斯在印刷厂花了很多时间。他在为这本以拉丁文写成的书作最后一次的审稿，并签上作者的名字：挪扬的约翰加尔文。那是1536年2月。稿子全部审完之后，不到一个月书就出现在书店的架子上。但此时路卡尼斯和他的同事杜蒂耶已经离开巴塞尔。这一次他的名字叫谢尔迪矣司维尔，意思是希望之城，杜蒂耶则成了路易戴赫蒙，意思是高山。 于是，希望之城先生和高山先生朝南向意大利出发，那是一片教皇的土地，罗马教庭的大本营。 第十二章 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堡里住着一位法国妇女，若不是因为法律规定，王位只属于男性，她原可以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她就是法国皇帝路易十二的女儿瑞妮公主，她曾被安排先，后与西班牙的查尔斯皇帝和英国的享利八世订婚，两次都是出于政治原因。出于同样的理由，她后来被嫁给了意大利弗拉拉的海格立斯公爵。海格立斯与教庭关系很近，事实上他是一位教皇的孙子。公爵以红毯，金号的盛大场面将夫人接到意大利的家。尽管他那巨大的费拉拉城堡因长年失修而开骀损坏，发出霉味，这里的生活却仍然是淫逸奢华，尽情享受;没完没了的舞会，酒宴，游戏，还有猴子，鹦鹉和弄臣的嘻耍助兴。 瑞尼公爵夫人从法国带来的信仰不讨公爵的喜悦。她是从老教授勒菲，从表姐玛格丽特公主和其他人那里学到的。开始的时候公爵还能容忍，他也不反对出现在宫里的法国人，但罗马教庭很快就提醒他，这些法国人是教皇的敌人，是跟随抗罗宗的异端，教皇孙子的城堡哪有他们的份？ 当巴塞尔来的旅客来到弗拉拉城墙外时，海格立斯公爵已经开始对夫人的法国朋友们进行控制。据说他们俩是化装成修道士模样进来的。公爵夫人急切地接待客人，或许夫人的秘书，诗人克莱芒马洛特偷偷地告诉她，那个年轻人是法国的抗罗宗领袖，马洛特是被列为法国通缉单上第七号嫌疑犯逃到弗拉拉来的。 现在加尔文来了，公爵夫人当然要保护他，因为宗教审判团[注：即臭名照着的罗马天主教宗教迫害法庭]已经开始调查夫人的一些朋友，据说加尔文在安排给他住的房间隔壁的小教堂里秘密地与夫人和她的女侍们相见，或许他还带了些“纲要”的稿子。有时他也小心谨慎地和宫里的其他人交谈。 当加尔文来到弗拉拉的时候，公爵夫人才二十五岁，等待着她的是许多黑暗的年头，她后来被逼着回到罗马天主教，她若拒绝，将被投入监狱，她的孩子们也将被从她身边夺走，在罗马天主教的教育下成长。为了家庭团聚，她表面装着服从罗马;公爵死后，她搬回到自己在法国的一个城堡，并将它变为被迫害的抗罗宗人士的避难所。在后来的法国宗教战争中，她的女婿成为镇压抗罗宗一方的军事领袖，但她却坚守住了信仰。眼前这身着黑衣在鼓励着她的年青人后来成为公爵夫人在患难中忠实的顾问。 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加尔文;然而他的安慰与鼓励却一直帮助她坚守信仰，那些偷偷送进城堡或监狱的信经常成为公爵夫人属灵的帮助。 二十八年后，加尔文临终躺在床上口述了最后一封给公爵夫人的信。那时她住在法国的蒙太举城堡里，担心抗罗宗的人们会因为自己是镇压他们之人的岳母而责怪她。加尔文再一次对她肯定的说“不，夫人”，尽管他自己的声音也微弱得几乎听不出来，“他们只会更爱您，更尊重您，绝不会因为您的这种家庭关系而对您另眼相看，您的正直与纯洁的基督教信仰不单单停留在言语上，更体现在您的伟大行动上...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 ...只会对您的美德更加羡慕。“ 但这一切都还隐藏在未来的日子中。眼下公爵夫人与加尔文是面对面地说话，他真希望他也能与意大利其他那些高位上的人们说话，但他对周围的那些神父们，红衣主教们的威胁，不敢掉以轻心，他没有再继续往意大利内地去。他到弗拉拉来的目的是坚固公爵夫人的信仰，她是法国人，也是宗教改革人士，他希望夫人能利用她的地位影响周围的人，他甚至希望能够有机会在此讲道。但是不行，这里是海格斯公爵的堡垒，控制严密。住在弗拉拉将近二个月的时间里，加尔文发了几封信，一封是给热拉尔罗素的，他是加尔文尊重的一位传道人，也是前述被法弗西斯从狱中释放的三位之一。那位半瞎的已逃到了巴塞尔，可是罗素却承认自己的异端，回到罗马天主教。为此，教皇资赏给他一顶主教冠，罗素接受了。加尔文忍不住要写信给他，信是这样开头的： “约翰加尔文写信给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主教大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您背弃了元首，跑到敌人的阵营里来摧毁您曾一度发誓要以生命来捍卫的？... ...我自己深有体会，离开家乡成为一个寄居者是多么艰难，但是上帝却将此在人的眼里看为何等痛苦的事变为十足的喜乐... ...。“ 弗拉拉的寄居者们突然离开。海格立斯公爵正在宫里搜捕异端，有人开始怀疑叫迪矣司维尔和戴赫蒙的这两个人。他们逃出了城门向北往阿尔卑斯山走去，有人说那穿黑衣的瘦高个一路走一路传道，他们在一些村子受到欢迎，在另一些村子被赶了出去，没有人知道这一路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他们是从圣贝尔纳山隘口穿过去的。阿尔卑斯山上积雪融汇成的激流冲击着河床的卵石，奔腾而去。 现在往哪儿去？有消息传来说弗朗西斯为了要改变抗罗宗人们的信仰，决定对流亡在外的人们大赦六个月，使他们可以回到家乡，回到罗马天主教去。加尔文没有错过这一机会，他心情沉重的来到巴黎，知道那些原来要欢迎他的人们已经不在了。 1536年6月2日，巴黎公证处有这样一份公证“... ...本人姓名：约翰加尔文，身份：持有法律开业证书，同意委托现住巴黎的职员安东尼作为自己的全权代理人。”除了“持有法律证书”之外，他怎样向公证人描述他自己呢？难道是写成游荡者，异端传道人，抗罗宗的作家吗？这份公证书是委托弟弟安东尼负责处理挪扬老家的财产。 挪扬城里的热拉尔加尔文的家消失了。这个一度曾广受尊敬，对教会忠诚不二的家不复存在了。旅馆老板的女儿死得太早，没能按教会方式将孩子们抚养成人，教会的律师与教会的人们相处时太固执;大儿子谢尔不是块当神父的料，有一次在为父亲的事上得罪了持权杖者，更糟糕的是他竟放着神父不做，去从了那“路德异端”，年纪轻轻的临死竟拒绝领圣餐，结果被埋在凡人墓地，灵魂未得教会的祝祷;那个老二约翰学业倒是不错，已经开始走上了当神父之路，结果变成全家最坏的一个，他竟又写又传，吸引人，教导异端，想要另立教会与圣教会，教皇分庭抗礼，总有一天他会因为他作的恶被焚烧 - 不是在法国就是在地狱里，他做的是骇人听闻的。他的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家里唯一信靠教会的说，这个约翰还改变了弟弟安东尼，妹妹玛莉亚，他们竟愿意跟他走！挪扬那些虔诚的女人们走过“玉米市场”广场加尔文家时，都会耸耸肩 - 看这家落得个什么样的光景噢！ 那个最坏的“约翰”再一次踏上离开法国的路。皇上六个月的赦期眼看就要过去，他的祖国没有一片可以像在巴塞尔那样关上门，隐名埋姓的立足之地。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继续他的学习，写作。这将是他对新生的抗罗宗信仰的贡献 - 写书叫人们可以学习，可得鼓励。或许斯特拉堡是个好去处，或者巴塞尔。 斯特拉斯堡在东边，直接去会走进一片战场。弗朗西斯正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查尔斯皇帝进行第三场战争，战斗就发生在加尔文要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一路上堆满了大炮，车辆和其它军用装备。加尔文不得不绕个大弯，经里昂向南朝目的地走去。有一天他计划走到瑞士的洛桑，结果时间晚了，他只好在莱蒙湖西岸的日内瓦住下。 满身尘土的加尔文走进老科尔纳万城门。守城门的是一个全付武装的百夫长。加尔文报上姓名，拿到一张可以去日内瓦旅店下宿的路条。穿过吊格来到城里，虽然又累又乏，但他打算吃点东西，好好睡上一觉，天亮之前继续上路。他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部：属于两个城市的人 第十三章 瑞士的山上，河谷里住着欧洲最勇敢的人民。宗教改革时期，这里不叫瑞士，这是一个由十三个称为小行政区所组成的地区，他们从统治欧洲的公爵，国王和皇帝那里赢得了自由，每个小行政区由公民组成的议会管理，自治。欧洲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的人们那样不愿做任何人的奴仆，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1500年后瑞士的这些小行政区很快就面临一个大问题：面对横扫德国各省并在他们境内开始了的宗教改革，他们该怎么办？ 慈运理在中北部的苏黎世大有能力的传道，他的第一篇讲道是在1519年新年那天，比马丁路德钉九十五条晚十四个月。此后，宗教改革在其它的小行政区也开始了，讲德语的东北部地区正在辨论他们是留在罗马天主教还是成为抗罗宗。有些地方宣布效忠罗马，另一些地方则转向慈运理和路德所传讲的信仰，当时教会与政府是合为一体的，因此一个行政区要么就是正式的罗马天主教，要么就是抗罗宗。 北方最强大的抗罗宗行政区是伯恩，伯恩的官印上是头熊，各地都知道，熊若发出吼叫，聪敏点都会引起注意。伯恩开始向她控制下的地区进行宣教工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罗马天主教控制的地区随时准备决一死战。伯恩说的是德文，他们需要会说法语的人到西南的法语地区去宣教，他们差派了一位法国人，他就是长着红胡子，火焰般性格的威廉法雷尔。法雷尔在老教授勒菲浮影响之下信主，在莫市，在巴黎奋斗之后跑到瑞士。 法雷尔是位大无畏的宣教士，无论到哪里他都带着神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伊拉斯马曾说过：“我一生中从未是过这么勇敢的人”，后者称伊拉斯马为巴兰（巴兰是圣经中一位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 有一次，当一个宗教仪式结束之后，法雷尔从神父手中夺下所谓圣物扔进河里。另外几次他跑上讲台，高声压过正做弥撒的神父。每到一处他都引起一场风暴。一个城镇接着一个城镇，在集市上，在家庭中，在大厅里都传来他那雷鸣般的信息。他大大地奋兴听众，吼叫与严责，轻叹与呻吟，法雷尔的既大众化又似刀剑的语言，如利箭般射入那些粗壮，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心里。他和他们一样不是文质彬彬的人，他们也能理解他的话。他对罗马怒吼，他生动流畅，真情实意地宣告圣经的真理。人们对这个伯恩来的宣教士的反应只有两种：要么立即相信他，要么就狂怒地攻击他。 他在一些地方被毒打，践踏，在另一些地方遭手枪，刀剑威胁。有一次他的脸上被打得让一个从伯恩来的人惊呼起来，以为他被许多只狂怒的猫用利抓拼命抓过一样可怕。但法雷尔从未止步，哪里有未被福音收割过的禾场他就到哪里去，不顾那里是否受到伯恩的保护。 法雷尔也培训出了几个大无畏的助手，他们不怕饥饿，寒冷，死亡，也不怕任何人。他们每到一地只要不被赶出去，就会领人转向抗罗宗，接着就报告伯恩。于是伯恩议会就写信给此镇上要求抗罗宗和罗马天主教进行辨论，伯恩也会派代表主持辨论。结束时由当地人民投票决定是选择抗罗宗还是罗马，许多城镇因此而加入改革宗，伯恩会告诉他们敬拜和分领圣餐应有的方式，废除弥撒，雕像，祭坛 - 假如还没有被过分热情的抗罗宗人用石兴砸碎过的话 - - 被从教堂撤去。 1532年秋的一天，也就是慈运理被害后的一年，法雷尔与一位宣教同工穿过吊桥第一次走进日内瓦城。 此时，加尔文正在奥尔良功读他的法律学，他写的那本“西尼加注释”还没买出去。 第十四章路 世界上很少有哪一座城市象日内瓦那么美丽，前面是湛蓝的莱蒙湖，四周群山环抱，绿草成茵的山坡，白雪皑皑的山峰时常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雪山融化的河流汇成蓝蓝的大湖，往下流去形成那波澜壮阔的罗纳河，一路穿过法国流向地中海。日内瓦位于欧洲的交汇路口，是重要的商业要道，她位于小行政区的西南端，面对周围的邻国。 凯撒大帝在他的欧洲远征中发现了日内瓦，当时是基督诞生前五十年。他在那里建造了护城墙，四百年之后，日内瓦成为一个城市，基督教改变了原来那外邦人的社会，教堂在原来外邦庙宇处建了起来。宏伟的圣皮埃尔教堂位于全城最高点，是从十世纪开始造的，教堂建成十字架的形状，堡垒般的塔楼矗立在群山之中。 法雷尔第一次来到日内瓦时，这里正在为自由而战。她不属于任何一个行政区，为了独立，人们殊死奋斗。一百五十年来，日内瓦人民以鲜血与那些想要统治他们的主教和公爵们抗争。 萨伏依公国的查理三世公爵统治着日内瓦周围的地区，有多处保垒，据点，甚至还占领了流经日内瓦城的罗纳河中央的一个小岛。统治城里公民们的是一位主教，也是城内人民的敌人，后来他搬到城外山边一个更舒适的宫殿里去了。公爵是城外的敌人，日内瓦的爱国者们与公爵苦战，1525年，查理公爵率领大军包围了日内瓦。 当他得胜地进入城市时，爱国者们逃了出去，留下的人宣誓顺服公爵，刀剑架在日头山，人们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那些爱国者们回来后，议会召开会议，否决了对公爵的效忠。这种顽强抵抗精神，令公爵目瞪口呆，他竞不战而退，离开日内瓦后再也没有入过城。 1526年，日内瓦转向强大的伯恩和付列堡，与他们结盟。此联盟对于脱离公爵的威胁很有好处，但伯恩是抗罗宗，付列堡则属罗马天主教，面临宗教之争时，日内瓦仍是单枪匹马。 1532年法雷尔来到日内瓦，他住进一家叫佩斯之旅的小旅馆。第二天，他对聚在旅馆的人们演讲，第三天对着人群讲道。日内瓦城内的900位神父们跳了起来 - 他们听说过这个大胆的宣教士在其它地方对罗马天主教造成破坏。 法雷尔带着伯恩的证明信，市议会对他没有办法。神父们纠缠集了一伙歹徒，向走在街上的法雷尔和他的助手逼近。他们手持棍棒，长枪又喊又叫地围了上来，要不是一队巡逻兵赶到，他俩恐怕就没命了。士兵们驱散了暴徒，护送他们回到旅馆，并留下一个在他们门口整夜守卫。 第二天一早，朋友们来把法雷尔他们接走，用船送到湖对岸的一个隐蔽处。对于此等欢迎仪式，法雷尔早已习以为常。他有了个新主意。几星期后，城里出现了许多张贴，人们饶有兴趣地读到： “城里新来的一位年青人打算教授法文，不论男女老少，文化程度高低，一律欢迎，一个月之后学不会不收费。上课地点：莫拉尔广场附近的布依尔大楼，老师不但教法文，也免费替人治病。“ 那间租来的屋子里很快就满了。这位年青人其实就是法雷尔的助手安东尼弗罗芒。他不但教法文，也讲道，解释圣经。 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纷纷到这位年青的老师面前听讲。1533年新年，来的人太多，弗罗芒只好移到广场去。这个莫拉尔广场是日内瓦人经聚会的地方，他跳上一个卖鱼的摊位，在寒风中对人群讲道，题目是“当心假先知”。 正讲的时候，手持武器的神父们领着一群歹徒向他们冲了过来，弗罗芒逃进了一家药店，结果很快玻璃就被砸碎。后来他趁着天黑下来逃出了日内瓦，但这两个法国人播下的种子开始扎根，生长。 此时，信仰上的战争已经开始。抗罗宗的伯恩向日内瓦议会发出公文“尊敬的大人们，让真理当道吧。” 城里的人们开始分裂，七百多神父，教士和其他追随罗马的人们点着火把聚集发誓，对日内瓦的抗罗宗格杀无论，一个不留。第二天他们聚集在圣皮埃尔教堂的祭坛前，带领他们的是全村武装的韦利大教士。克莱芒斯大钟敲响，这支七百人的军队扛着标语，十字架，手持刀剑，斧子，长枪，棍棒出发。他们向着莫拉尔广场进军，一路上也有人加入，妇女们用围裙兜着石子作武器，入伍的也有少年人，他们摆出作战的队形，准备一战。 抗罗宗的人们也集合起来准备迎战他们的同胞。双方在广场的两边摆开阵式，突然有七位付利堡来的商人出现在他们中间，请求双方和好，从而阻止了一场邻居间的战斗。虽然神父们不从，但最后那些持武器的人们都回家去了。 几个月后，1533年5月，韦利大教士又脱下长袍，穿上盔甲，佩上剑，带领武装的神父们于黄昏时来到莫拉尔广场。消息很快传遍了那些狭窄的街巷。警钟响起，又一次震惊了人们。双方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打了起来。大教士手中的利剑在人群中左挥右舞，双方斗了一阵子，有几个人受了伤，后来人们就退了，各自回家。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韦利大教士死在家门口，一根枪尖深深地刺入他的甲缝之中。伯恩熊站了出来。因为这是一个三方联盟。 这下麻烦来了，原来韦利家是付利堡罗马天主教的贵族。付利堡议会要求严惩所有参加欧斗抗罗宗一方的人，不杀了他们就要与日内瓦断交。但是伯恩也站出来支持，对日内瓦会议说：“你们如此对待抗罗宗人士令我们不能容忍。你们竞将我们的伟大仆人法雷尔赶出日内瓦，还逼迫弗罗芒。你们从巴黎索邦请来的那个教授专门传讲谎言，谬语，他亵渎上帝，反对信仰，污蔑我们是犹太人，土耳其人，是狗，是可忍，熟不可忍！我们会派代表团到日内瓦与你们的议会一起安排全城人民进得辨论“。 于是伯恩再一次派出红胡子的宣教士到日内瓦布道，参予公众辨论。1533年12日法雷尔又一次出现在日内瓦，他带了个折叠式的讲台，随时可以架起来讲道。弗罗芒老师也回来了，另我还有一位瑞士籍的宣教士维勒特，他很有学问，每到一处都受人尊敬，爱戴。他背上有道深深的伤痕，是被一位神父刺伤的。日内瓦面临抉择----拒绝公开辨论，伯恩将撕毁联盟协议，同意辨论，日内瓦大部要变成改革宗了。与此同时城里的抗罗宗人数不断增长，法雷尔不得不移到一个能容纳四百人的大屋子里讲道。后来抗罗宗又占领了“河边修道院”那里可以容下五千人。维勒特为信徒施洗，也驳斥神父要焚烧所有圣经的命令。最后议会同意在圣皮才尔大教堂进行辨论。辨论进行了整个一星期，抗罗宗胜利了。但还未来得及进行公民投票，那个萨伏依公爵又来进犯。这回他与那个人人恨恶的大主教达成协义。付利堡已经退出联盟，伯恩也不愿意与公爵冲突，因为他背后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查尔斯五世和教皇撑腰。这下日内瓦真的面临危险。 日内瓦周围的那些城堡驻扎着公爵的军队，他向日内瓦发出最后通碟，命令他们赶走三位宣教士，重新接受，顺服大主教，做个罗马教庭的乖孩子，否则灭顶之灾将临到。 伯恩劝日内瓦向公爵投降，免得遭毁。瑞士其它的小行政区们也发来同样的劝告：投降算了，你们是斗不过公爵，主教，教皇他们的。 日内瓦人清楚地知道这张最后通碟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自由与奴役的问题，难道抗争，奋战了这么多年，还要生活公爵这个暴君之下吗？ 日内瓦议会给公爵的回答是：为了自由，宁可玉碎不要瓦全。 第十五章 1534年8月，日内瓦人民决定拆掉城墙外的四个村镇，不让它们成为公爵攻城的跳板。这四个镇上共有六千多居民，这就意味着牺牲半个城市来保护另外半个城市。人们夜以继日地拆毁房子，村子，教堂，修道院，拆下的石头用来加固城墙。教堂的大钟熔铸成炮弹，城的四周变成了开阔地。人们挤在城墙以内，整个冬天男女老少齐上阵，修建加固他们的城墙。法雷尔和维勒特他们也和众人一起工作，鼓励守夜的。 1535年4月，有人下毒，要害这几位传道人。维勒特病倒了，他们住处的女仆承认在菠菜汤里下了毒，法雷尔在喝汤之前正好被人叫了出去。议会审判了女仆，处以死刑。有人说是神父在背后指使，这下子城里已经拥挤在一起，充满压力的人们更偏向于这几位传道人。 公爵开始切断日内瓦的供应，抓住城里出来的人就投入监狱折磨至死，但他还是没有派出大军攻城。 6月，圣皮埃尔教堂里举行了第二次辨论。这次持续了四个星期，人们挤满了教堂来听这几位传道人捍卫抗罗宗信仰。对方是两位替罗马天主教庭说话的修士，他们根本不是传道人的对手，人们为抗罗宗信仰欢呼。1535年8月的一个礼拜天，法雷尔被人们抬起来走向圣皮埃尔教堂。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走廊，门口甚至外面的广场上都站满了人，法雷尔第一次站在天主教堂的讲坛宣讲抗罗宗的道。 第二天，日内瓦议会如召见法雷尔。他请求议会正式承认抗罗宗信仰，他说，假如我们所传讲的被证明与圣经相背，我们心甘情愿接受任何处罚甚至死刑。接着他跪下与议员们一起祷告，他站起来的时侯，全场一片肃静。议会也邀请了罗马天主教神父，教士来谈他们的信仰。。他们姗姗来迟，看上去漫不经心，也没有热情，其中一人承认他们自己没学过，所讲的是从他们的神父那里学来的。 在这些证据面前，日内瓦议会作出了一重要决议：1535年8月27日，日内瓦正式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不再有弥撒仪式，雕像，祭坛被从教堂里撤去。一所修道院改成了免费小学，供孩子们念书。这是全欧洲第一所免费小学。另一所修道院改成了医院，神父，修士，修女们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很多人走了。圣克莱瑞修道院的修女们怕留下会被逼着嫁人，也都离开日内瓦。她们中间有些人一生都在修道院里，第一次走到外面，遇见羊，牛都当以为是饥饿的熊和狮子。宗教改革与自由同时来到日内瓦，公爵加速了这一进程，他站在主教和教皇一边。反倒促成了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倾向于三位传道人和抗罗宗信仰。 公爵开始全面行动。他的舰队从湖上，军队从陆上仓围攻了城市。城内的饥荒开始了。终于有一名信使溜过包围线，将求援信送到伯恩。正当伯恩议会辨论是否出兵时，有消息会传来说，公爵的军队在日内瓦附近属伯恩的地方抢劫。于是伯恩立即派出一支六千人的大军，宣布对公爵开战。法国的弗朗西斯也加了进来，向公爵宣战，并乘虚占领了公爵的首都和两个最富庶的省份，因为公爵正在包围日内瓦。 1536年2月，伯恩的军队来到日内瓦城门口，这座湖上的城市得救了。 法雷尔开始向这个新兴的抗罗宗城市介绍新的敬拜，讲道和教会纪律。议会召集全城的人到圣皮埃尔教堂。大家站在一起，举手宣誓以福音原则为生活的准则，弃决罗马教庭的那套东西，那天是1536年5月21日礼拜天。 这一年里还发生了许多事：荷兰的伊拉斯马死于巴塞尔，他曾向人们指出了圣经的道路，自己却转身离开。法国的宗教改革晨星----老教授拉菲浮在内拉克去世了，他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上活了一百多年。英国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皇后安妮博林在伦敦塔被砍头。也在这一年一位年青人传道从巴黎往斯特拉堡去。8月的一天，他在日内瓦一家小旅馆过夜，这位旅行者计划在此住一晚就走，可是上帝却有一个不同的计划。 第十六章 两个人正在争执。那壮实的矮个子岁数较大些，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他一会儿站着，一会坐下，一会儿在屋里走动。他挥舞双臂，用拳头击打桌子，他的话就像一股洪流不可阻止，粗哑的声音几乎像是在吼叫。坐着的那位瘦个子脸色苍白，较年轻些，满脸的胡子里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他在摇头，举起手来想要打断对方，终于在对方那一连串话语的缝隙中发出抗议：“我不行，不适于做此事，我的个性内向，怯弱，身体也不好，我比较适于学习，研究，是一个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若是被捆在一家教会里我怎么能为其他人服务呢？你不能这样安排我，我以主的名声求您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服侍上帝吧“。 桌上的蜡烛已快燃尽，他们的争议却仍未结束。最后，那位岁数大的以手指着天雷鸣般地说：“我以全能上帝的名义对你说，你若以自己的研究作借口不留下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上帝要咒诅你，因为你寻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基督的荣耀！“ 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低下了。屋里突然鸦雀无声，争执结束了，“我感到... ...就如神从天上伸出他的手来抓住我... ...我被恐惧所击打，不得不中止我的旅途... ...法雷尔将我拘留在了日内瓦，“这位旅行者就是约翰加尔文。 勇敢无畏，火焰般的法雷尔，到底为什么要这个体弱多病才二十七岁的人留下呢？这个在各地常常以暴风雨般的方式夺得人的法雷尔为什么偏要这个比他小二十岁怯懦的人呢？ 没有人能像法雷尔那样为福音征服一个城市。但征服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工作更多。要计划，要有力的带领，也要建造。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在战场上，他的伟大无以伦比，但在每天的计划，坚固事工上他却不在行。他不能为日内瓦这种爆炸性质的城市提供坚固而稳定的领袖。 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些曾与公爵抗争的人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许多人迫不急待地要回到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日内瓦是以此闻名的，他们对那些伴随着为自己而战而来的抗罗宗信仰已经开始不在乎了。公爵兵临城下时，大家团结一致，现在不同，各种团体间的明争暗斗又开始了，人人都想要控制议会。这里有罗马天主教的残余，有自称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些爱国者们不喜欢法国进口来的传道人领导新的抗罗宗议会。 法雷尔和他的同事正在失去控制。人们不喜欢约束他们行为的法律。形式上，人人都成为抗罗宗教会的新成员，但其中有许多人的心根本就未改变过。若没有一个能作全面计划的决策者来将这个反叛的城市转变成上帝的城市，这座刚成为抗罗宗的城市后果不堪设想。 把加尔文当晚住在日内瓦的消息告诉法雷尔的，是加尔文的朋友杜蒂耶。法雷尔一下子看到了问题的答案：这是一位宗教改革的领袖，才华出众的年青人，他所受的法律教育可以用来与议会和城里各种人士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位当时对圣经教导理解最全面的人。此人可以将神的话教导人，在圣灵的工作之下，他可以改变日内瓦百姓的心。 加尔文是上帝为日内瓦预备的，法雷尔毫不怀疑，他全速赶到旅馆。 现在加尔文同意留下了，他告诉这位日内瓦的弟兄，他必须先去一次巴塞尔带一个亲戚和自己的一点个人物品来，路上还要在几个教会停留一下，一共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回到日内瓦来。 加尔文实现了诺言。但从他写给法国朋友的信上知道，一到日内瓦他就得了重感冒，又是引起牙周发炎，出血整整9天的时间，不得不加倍服药。看来日内瓦并不欢迎加尔文。 从病床上起后来，加尔文开始工作。他每天在圣皮埃尔教课。他的头街倒是很有体面，称作“圣经书信教授”但却是没有工资的教授。法雷尔请求议会聘加尔文教圣经，发工资给他。议会同意了，不过工资到第二年二月才开始付。其间，议会的记录册上写的是“那个法国人”，人们不认认他，议会的职员大概也搞不清楚他的名字。 每天下午，他爬上通往圣皮埃尔的那条陡峭的小街，在拆除了雕像，祭坛后空荡荡的大堂里讲课。有一小群人来听他讲保罗书信。除了学习，写信之外，他在写法文版的“基督教信仰要义”。 他怀着沉重而气愤的心情思考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日内瓦人又一头扎进从前的生活方式，酒店里总是满满的，醉汉们在街上蹒跚而过，赌桌上掷骰子的声音日夜不停，牌局忙得不可开交。男人们大白天公开与情妇，妓女鬼混。城中心的广场上搭起了巨大的舞池。在加尔文看来人们衣着既不整洁又不端庄，男人们穿着开衩的马裤，女人们穿着大胆的时装，珠宝招摇过市。 这一切就发生在这个正式宣告为抗罗宗的城市里，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当初站在圣皮埃尔教堂里，举手宣誓要按上帝的话生活的人，他们都属于日内瓦的教会。一个陌生的法国难民怎么来教导这些对信仰无知的人信仰呢？他怎么能将人们从他们习以为常的邪恶中引领到过圣洁生活里来呢？或许加尔文在法国 做地下工作时说的那句经文----"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在那几个月里能够安慰他。是的，谁能抵挡我们？ 第十七章 1536年9月底，加尔文与法雷尔沿莱蒙湖向东，去了一次洛桑，见到了在那里任牧师的维勒特。伯恩正在洛桑安排一场公开的大型辨论，目的是为了要解决那些刚从公爵手里夺得的地区的信仰问题。大会邀请了整个地区的三百多位神父。一百七十四位到场，但只有四人站起来参加辨论。法雷尔和维勒特是抗罗宗一方的代表，加尔文也出席，但没有准备发言。 人们纷纷离开农庄，从四面八方涌进洛桑。这个地区的宗教信仰将取决于他们的投票结果，大家不想错过听到辨论双方的意见。 十月一日，辨论大会在击鼓声中开始，法雷尔以一场主日讲道开场。礼拜一早上七点接着辨论，人们在大教堂里相互拥挤着，要看一看，听一听。主持会议的人们坐在中间，伯恩派来的五位代表也在场。他们着黑色紧身上衣，穿红色长袜，戴宽边的羽毛帽子。书记们手持羽笔，随时准备记录。 法雷尔列出十项主题，辨论持续了一个礼拜。有一天，罗马天主教一方的发言人论说到基督的身体是如何真实地存在于圣餐里的。他指责抗罗宗忽视古教会先父们在此点上的教导，他说，你们如果知道这些教会先父们是怎么写的，就知道你们的观点是遭咒诅的。 加尔文按奈不住了，他在巴黎做学生时读古代教会先父们著作所花上的时间派上用处。他站起来驳斥抗罗马的代表。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引述居普连良，屈俊多模，特土良，奥古斯汀和其他教会先父们的话，不仅引作者的名字，他还说出每一本著作的名字。他清楚无疑，无懈可击地阐明了他的论点。讲完之后，人群骚动起来，人们挤着上前，要看一看这个这个他们从未见过的脸色苍白的年青人。 一位方济会教士大声惊呼说：这才是真正的教义。他呼求上帝的名，求神饶怒他长久以来跟随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教导。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洛桑周围地区有110位神父，80位教土纷纷转向抗罗宗信仰，整个地区转变了。加尔文骑上马往伯恩去，他的感冒在十月的冷风中还是不好转。现在伯恩面对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各地的教会联合起来，而不是每一个教会自己来解释新的改革宗信仰。人们开始知道加尔文的名字，看到他起的领袖作用。回到日内瓦后，来听他讲课的人数突然多了起来。 接下来所面对的，是如何建造日内瓦的教会。他住的那间昏暗的小房子离圣皮埃尔不远，他坐下工作，首先完成的是一份“信仰告白”，在这篇二十一章的“告白”里，加尔文清楚地向日内瓦人民解释他们宣誓要持守的福言信仰到底是什么。 1536年月11日，“信仰告白”，议会收下后当作学习材料。加尔文提出人们应该宣誓依照“告白”的原则来生活。有些议员抢怨说不该强迫人们对他们不信的东西宣誓。但最后还是通过了。 日内瓦的百姓按居住所在地，一个区一个区的被召集起来，到圣皮埃尔去。十人个一排来到讲台前宣誓，并由书记作笔录。一天接一天，人们排着队陆续来这里是宣誓忠于“信仰告白”白中的真理。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来。牢骚声也越来越大：哪道我们拼死拼活与公爵，主教抗争就是为了成为城里这几个牧师的奴仆吗？谁给了这几个法国佬这种权力？罗马教会的残余也在人群中搅乱，那些过惯了放荡生活被称为的放荡派的人之所以发牢骚，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传道人要叫他们按“告白”生活。爱国者们则感到这几个外国人在控制他们的城市而怒火中烧。 加尔文的笔下产生了第二个文件。他和法雷尔一起带着它来到议会大楼。门口的守卫官坐在一只木雕狮子上，手持一根象征权力的银杖。他放两位牧师进去。这里是日内瓦的政权中心 - 小议会。小议会由二十五位议员组成，其核心是由百姓选举出来的四位行政长官。小议会下面是二百人组成的大议会，成员由小议会推荐，小议会又由大议会选举，四位行政长官和财政部长例外。第三层的议会由日内瓦全体男性公民组成，投票决定城市中最重大的问题。穿黑袍的两位牧师将这份要求日内瓦教会作出四项改革的文件交给了小议会，说：“我们知道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秩序，日内瓦教会的情况是因人民的无知所致... ...但现在上帝出于他的美意，要在此地建造他的教会。我们也以此为美事... ...考虑到这些... ...我们以神的名字请求您... ...假若您同意我们的建议是基出于福音的圣言，那么就当接受下列的几条，并命令全城的百姓照着去行。“ 小议会告诉他俩，等研究之后再说。那是1537年1月中旬。人们还在陆续地来圣皮埃尔宣誓，而那个法雷尔命令留在日内瓦的瘦瘦的年轻法国人还没有领到过一分钱的工资报酬呢！ 第十八章 这些牧师们到底要什么？小议会的议员们围在桌前读起这份文件来：“尊荣的先生们”文件是这样开头的，这些尊荣的先生们不用读几行就能发现文件中那爆炸性的内容“毫无疑问，一个教会若不按理分领主的圣餐，是不可能有良好秩序的... ...人若没有一颗敬畏之心不可到饼和杯面前来。为了维持教会的健全，开除教籍的纪律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起监督制度。 “开除教籍，原来如此啊！也就是说要把开除教籍这个大权交给教会，这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害怕的东西。文件建议说：”教会通过忠信的弟兄姐妹在城里各处的观察注意，可以了解到谁不按基督教导生活然后教会按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设立的顺序进行劝说，批评，最后一步是教会作出开除的决定，由议令来执行。“因为当时政教是联在一起的，牧师说：“开除教籍是必要的”为的是不让作恶的手伸向主的圣餐，但让教会握有对那些过着罪恶生活和信从错误教义的人们除名的大权，这可是一颗炸弹哪，难道我们要在自己的城里占一位教皇吧？许多议员们大叫起来，我们有权决定谁该受惩罚，我们有整本的法律可以用来惩罚恶人。牧师吗，就讲道吧。让议会来管理百姓的生活。 加尔文不仅要求教会有权决定谁可以领圣餐，他也相信每个主日都应擘饼喝杯，这应该成为一个规定... ...每年仅有几次不是主耶稣设立的... ...初代教会也是每个主日领餐的，但考虑到人们的软弱，为了圣礼的奥秘不至被误解，可以每月进行一次。 后面的三项改革要求没有引起议员们的火气，加尔文要求婚姻法要按神的话重新审核，因为从前教皇随心所欲，发出的命令叫人无所适从。但在此文件中，教皇二字的地方留了空白，加尔文甚至都不屑写上教皇这个名称。 第三条是关于儿童教育。孩子们应该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教会应该以问答的方式写一本基要真理用来教育儿童。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人都忽视，不知道的话。父母教育孩子也是如此，父母必须以要理问答来教育他们的孩子。教会也应每年设几次时间，由传道人来问孩子们这些问题，由孩子们回答，解释。他又加上一句说“让我们乐意地去命令家长，要不辞辛苦，花上时间，精力去教导他们的孩子。“最后一条是教会应该在敬拜时唱诗篇。几个世纪以来，会众是不准在教会里唱的，他们也听不懂神父所唱的拉丁文，现在他们不再是麻木的旁观者，他们也是参予者。人们可以以唱诗歌向神祷告，向神献上赞美。众人也可以同心合意地感谢主。那么会众怎样才能学会唱诗篇呢？“让孩子们事先练习... ...以清晰，响亮的声音先唱，会众仔细听... ...直到大家都能同声合唱”“不用风琴也不用合声，以儿童组成诗班来领唱新歌，众人唱出合一的赞美，“ 以上就是加尔文建立日内瓦教会所定的四点计划，这是他所相信的，也是效仿古代教会的模式。议员们会批准吗？ 议会拖得很长，他们不反对唱诗篇，教导儿童和按圣经教导制定婚姻法。这些可以写进法律书中去，那里已经有一百多条了，反正都不执行。这样就可以打发牧师们了。 但是，在开除教籍和领圣餐的事上有很激烈的争论。结果议会的多数不想作任何改变，领圣餐还是照旧，一年四次。至于开除教籍的事，先放在一边，等以后于说。无论如何，瑞士的其它改革宗教会都没有这等权力，热爱自由的日内瓦不必在此让步，尤其是不必对一个外国人让步！ 对于议会这个不冷不热的反应，牧师们只好尽力做他们能做的。加尔文为孩子们写了要理问答。用来帮助父母们以神话语的真理来教养孩子。 他也开始在教会讲道，他那清晰的，金属般的声音穿透教会的每一个角落。 他和法雷尔头上的平顶黑帽子也在大街小巷出没，他们拜访家庭。有时候那位盲人老牧师库劳德也与他们同行，卵石铺的街上传来他那根手杖击地的响声。 这些传道人所到之处，人们的罪孽好像在嘲笑他们。掷骰子，发牌的响声不绝于耳，闹哄哄的酒店里不时地抛出醉汉，趔趔趄趄地到街上，等着的就是整夜的打架，咒诅。妓女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向过路的人们卖弄风骚，晚上就更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了！ 然而所有这些人都属于日内瓦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会员，因为日内瓦宣告成为抗罗宗。对于这样的一万二千会众，牧师们可以做什么呢？加尔文如何才能将这群叛逆的羊群带进他写在“基督教信仰要义”中的信仰与生活中去呢？ 他可以传讲神的话，不是吗？是的，他在传讲。从圣皮埃尔的讲坛看着下面的人海，加尔文伸出他那骨瘦嶙峋的手，将人们的罪一一放在他们的心上，决无闪烁其辞。法雷尔在河对岸的圣哥维斯教堂里，以雷鸣般的声音同样直言不讳，库劳德则在另一间教堂里对着他眼睛看不见的会众发出火一般的信息。 牧师们一再的去议会大楼催促议会将只停留在书上的法律付诸行为，按法律办事。当时每个城市都有极详细的法律，甚至象何时就寝，新娘应穿什么样的婚礼服，喜庆宴会应请几位奏乐的，都有规定。违法的惩罚有入狱乃至死刑。有趣的是，许多法律在宗教改革来到日内互之前就已经成文了，另外一些是法雷尔出于抗罗宗的热心，催促议会加上的。 但这些法律和其它许多城市的一样。法律书上积着一层灰，直到牧师们来敲门要求，不管犯法的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依法惩罚。 第十九章 这时候来了两个荷兰人，找牧师们的麻烦。他们是重洗派，要求与牧师辨论。重洗派认为，所有从罗马天主教转成改革宗的人都必须重新受洗。当时这些人在抗罗宗中被认为是极端分子，马丁路德极力反对他们。他们经常号召人民起来革命，主张暴力。这类问题对于日内瓦来说是爆炸性的，在百姓原本已怀的不满中，无异是火上加油。 接着来的是那位很有才华的卡罗利。他是洛桑的牧师，也是从罗马天主教转信过来的。但他已经开始转向罗马，为死人祷告，按罗马伕主教的教义讲道。此人一向生活放纵，为此被法雷尔和维勒特从日内瓦逐出教会，那还是三年前的事。在洛桑，他以一贯的大胆说服了议会，让他担任资深牧师，甚至高过洛桑最早的改革宗牧师维勒特。这次他攻击起日内瓦牧师们传讲的教义来了。他一来就信口开河地指责加尔文和日内瓦的牧师们不完全相信耶稣是上帝。加尔文被极度地激怒了，不信三位一体的神性，这简直太荒谬了！对此，任何人只要读过他写的“基督教信仰要义”，“信仰告白”，都会一清二楚。加尔文在写给梅吉德的信中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他来到洛桑，在教会大会上为自已和他的同事们辨护。日内瓦的牧师们以严励的话语回答卡罗利。加尔文发言时怒火满腔，讲完后竟精疲力竭，咳嗽不止，几乎接不上气来。 大会决定赞成日内瓦的牧师们。此后不久，伯恩的另一次教会大会鉴于卡罗利的不道德生活，罢免了他牧师的职位。他去了法国，回到了罗马天主教。但他散布的许多谣言却如恶者一般影响瑞士的各教会。 不了解情况的普通信徒们对新的抗罗宗教会里牧师们之间发生的事很纳闷。加尔文被此事深深地打扰，要求伯恩再一次召开教会大会对信仰，教义作出一个公开的宣告。他写道：“我们自己必须对信仰有一个统一认识才能带领会众。... ...此事事关重大，不可迟移。召开大会对所有的争议作出决议。卡罗利已经给教会造成了伤害“。 法雷尔虽然在许多暴风雨中都能站立得稳，可这次气得几乎失去控制。加尔文写信到洛桑，请维勒特到日内瓦来，“我认您回到这里对于帮助我们重新站立得稳极其必要，不然的话我们有可能失去法雷尔。我真没想到像他这样钢铁般的人，这次竟被搞得如此的焦虑，衰竭“。在这封拉丁文写的信中，加尔文又写到：“高山先生想回法国... ...可否请您将他的衣服和书籍送来”？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加尔文又要失去一位朋友。高山先生就是那位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家里的图书馆，忠诚地伴随加尔文从法国到巴塞尔，又到意大利的旅行伙伴杜蒂耶。那天晚上也是他告诉法雷尔，加尔文当晚住在日内瓦。此后他也一直住在日内瓦。 杜蒂耶看着那降到加尔文身上的风暴是怎样形成的，他目睹加尔文病倒，愤怒甚至沮丧。性格温和的他受不了日内瓦的这些风风雨雨，他开始怀疑他的朋友在这个叛逆，放荡的日内瓦所试图建立的教会。难道这是真的基督教会吗？还是罗马才是真正的教会？杜蒂耶不知所措，说他要回法国去。 他是悄悄地离开日内瓦的，先去了北边罗纳河畔的斯特拉堡，他躲进了罗马教会。在穿过边境进入法国时，他写了几封信给加尔文，向他解释。他在信上问加尔文：“你心里真的相信，你是被神呼召成为抗罗宗的牧师吗？这真是基督教会吗？” 信还未到达日内瓦，加尔文已经听说他朋友做的事了。读过信之后，他坐下写回信。加尔文并没有以气愤而是用尊敬的口吻写，但他的回信是坚定的： “我很想念您，最令我不安，也最折磨我的，是我有时很粗鲁，很不文明地对您说话，冒犯了您，而促使您作此决定。但我敢肯定，我的粗鲁不是造成您变心的原因，因为我心里有的只是感谢您，而不是象对您说话时那种态度粗鲁的我。当我听到您的意向时，我实在是大吃一惊。这个如此突然的转变实在太奇怪了，因为您以前让我看到的您是坚定的，一贯的。我不能同意您信上提到的意见，但我不与您争论。请允许我对您慷慨，仁慈地对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我欠您的实在太多，若神充许... ...请在祷告中特别纪念我们... ...因为我们面对的困难比任何时候都大... ...我也求神保守您，引导您，使您不致走偏。因为您目前所站的是一条很滑的路... ...您的谦卑的仆人与弟兄：查尔斯迪斯比维尔。“这，就是日内瓦的那位诚实的人。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同时坚持自己所信的，也保持对朋友的忠诚。 杜蒂耶不仅是在路途上，看上去也是在信仰上离开了。但法雷尔仍在身边。 1538年二月，内瓦人选出了三位新的行政长官，都是与加尔文为敌的。大议会命令牧师们不得阻止任何人领圣餐，小议会找借口将那些同情加尔文的议员赶出了小议会。牧师们听说之后到议会厅抗议，但吃了闭门羹。议会告诉他们，专心自己的讲道就可以了，不要再到政府这里来搅和，这里没你们的事。 对日内瓦以及周围地区影响最大的伯恩发来了一个通知，要求日内瓦采用伯恩教会的规据（当初法雷尔将任何与罗马天主教有关的规据都扔在了一边）。例如圣水孟[注：罗马天主教堂门口]，圣餐使用无醇饼。此外，圣诞节，复活节，升天节，五旬节都作为圣日来庆祝。所有的教会在这此事上合一是件美事。伯恩没有说出来的，是想要日内瓦在政治上也受其影响，控制。 大议会同意了伯恩的要求，竟然连问都没问自己教会的牧师一声，而这些规据是要在教会里实施的。 瞎眼的库劳德牧师在礼拜六早上六点就上了讲台。一星期前下令不准他讲道，因为他对议会干涉教会的事表示愤憾。今天他还是不愿闭上他的嘴“我们的政府官司员真就像是但以理异象中长着泥腿的那位，这简直就是胡作非为。“还没讲完，议会派来的士兵将他带走，投入临狱。那是复活节的礼拜六。 加尔文和法雷尔挤着穿过向他们发出威胁声，吐口水的人群，走上市政府的台阶。他们对议员们说：“你们作恶了，你们投入监狱的是主的仆人。他说得对，在未与教会商量之前你们没有权力决定教会敬拜的方式。“ 议会对牧师们的愤怒很不自在。他们应付说，若你们同意解除库劳德牧师的职务，我们会在你们点头之后，才在教会实行伯恩的规据。穿黑袍的牧师们回答说，这两条我们都不同意，市议会没有权力将此强加在教会头上。 外面的那群歹徒们吼叫着说：“扔进罗纳河，把他俩扔进罗纳河里去！”有人甚至开始想像牧师们在浮着冰块的激流中往下沉的情景。他们俩走出议会，有人用污移肮脏的话破口大骂，有更多的口水吐在他们身上，更响的威胁声吼进他的耳朵，有些棍棒，拳头甚至挥到了他们的鼻了底下。天黑下来之后，皮靴踢门的声音，窗下的开枪声和门外的咒骂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在街上游行，用下流的小调公开侮辱主的晚餐，观众则在一旁大笑。 对于这个二十八岁的，羞怯的法国人来说，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场恶梦。他坐在不时跳动的烛光下写着，每一声枪响，每一脚踢门声都在惊吓他。神将他安排在教会当牧师，而不是让他在安宁的环境里作研究，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什么样的一座城市啊！他还要在此暴风雨中站立多久呢？ 当晚，街上的人群给手持银杖的市议会守卫官让开一条路。他打着灯，奉行政长官们之命来找牧师：若不接纳伯恩的规据，明天就请你们下台。复活节的讲道与圣餐，可以另找牧师。 第二天是复活节主日，教堂里挤得满满的。闹事的人群涌向圣彼埃尔，要等着看好戏。河对岸法雷尔讲道的圣热尔韦教堂也挤得满了人。两个牧师会讲道吗？是的，他们决定照样讲道。一晚未眠，他们走进了各自的教堂。 加尔文站立在那里，骨瘦嶙峋的双手紧紧地抓住讲台的边沿，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光直视着底下愤怒的，嘁嘁喳喳的几千名会众。他清楚，直率，坚定地对着人们讲了复活节早上的道。他们如此顽梗地向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犯罪，怎么还可以伸出手来领圣餐呢？神决不允许！复活节主日早上两个教堂内都没有圣餐。牧师们挤出翁翁声的人群，回到他们的住处，身体未受伤害。下午他俩交换了教堂，接着讲道。听众们静静地等待着，当加尔文直言不讳地谈到日内瓦的问题时，底下的人跳了起来，手中的剑射出寒光。他们吼叫着涌向前去。加尔文朋友们冲了上去，用身体围起一堵人墙。后来，据在场的人回忆说，那天简直是个奇迹，一滴血都未流，人墙护送他回到住处。 他俩在家里等着议会的下一步。下午，日内瓦行政长官召开紧急会议。礼拜一早上，大议会作出决议：牧师们三天之内收拾行李，离开日内瓦。 手持银杖的来转告此决定，加尔文回答说：“很好，我们若是在服待人，这可算是以怨报德，但我们服侍的是全然美善的主，他赏赐我们。”三位法国牧师骑上租来的马，走过吊桥，穿过护城河出了城门。他们离开了日内瓦。瞎眼的老人刚从狱中出来，红胡子的那位早已适应了被赶出城去的滋味。那位瘦瘦的，长着一双具有穿透力眼睛的年轻人在此呆了二十个月，而不是他所计划的一个晚上。那天是1538年4月25日。 第二十章 库劳德身体不好，留在了一个小镇上，那里有他的朋友。法雷尔和加尔文继续往前走。牧师被赶出教会可不是件小事，他们想在伯恩议会和全瑞士的教会大会上为自己辨护。 一路上，他们一直在思考。歹徒们的声音已经消失了。静下来思考，他们问自己：他们在一些事情上是否过于激怒，过于强硬，过于固执了？他们对于自己宣讲的信仰毫不怀疑，他们对于教会需要有秩序，会众生活应有纪律也毫不怀疑，但是他们是否使用了合适的方式来使这此秩序，纪律建立起来？ 加尔文和法雷尔在苏黎世的教会大会上，表示愿意接受伯恩关于教会规据的建议，但他们仍相信市议会不该为教会这些事作决定，他们也重申了建立教会纪律的必要性。 众教会都希望不出乱子，大会希望他们两位牧师能够重新回到日内瓦教会。大会请伯恩派代表去日内瓦安排此事。但日内瓦议会予以拒绝，并派出一名信使去见加尔文和法雷尔。他们俩已经向日内瓦出发，若事情能顺利解决，他们就回日内瓦。信使在路上遇见了他俩，信上申明不准他们进入日内瓦。 加尔文和法雷尔再次调转马头，朝着皮埃尔教堂钟楼相反的方向走去。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决定去巴塞尔，那里是加尔文曾写下他的“基督教信仰要义”第一版的安静去处。巴塞尔距他们有230公里的路，1538年5月两位牧师来到巴塞尔。 加尔文写信给洛桑的维勒特：“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塞尔，但浑身上下湿透，人也筋疲力尽。一路上几经险境，一次在过河时差点儿连人带马被激流冲走。但是，奔腾咆哮的急流对待我们要比那些我们与之相处的人对待我们温柔多了... ...“ 两位单身的牧师打算住在一起，但很快法雷尔就被催着去纳沙托市，那里的宗教改革是他带去的。斯特拉堡则写信来，请加尔文去他们那里。七月底，他拜访了那里的牧师们，他们请求他去作从法国受迫害逃亡出来的难民们的牧师。但加尔文还未准备好再作一间教会的牧师。 他在斯特拉堡写信给杜蒂耶，就是那位离开他的朋友：“我会在巴塞尔退休，等候看上帝要我做什么。”他一个人等在巴塞尔，最亲密的朋友法雷尔去了纳沙托当教师。他给法雷尔写了封信，这也是后来许许多多的信中的第一封，他告诉法雷尔，关于日内瓦新任命的牧师所引起的麻烦，他写到：“但是... ...让我们谦卑自己... ...神要我们谦卑，不然的我们就是在与神对抗了，让我们来等候神”。 两星期后又寄了封信给法雷尔。他不顾生命危险去帮助法雷尔的外甥。他写道：“上个主日，你外甥染上瘟疫。他的同伴和那位曾在里昂为福音作见证的金匠将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头痛正发作刚服了药，无法亲自去看他... ...一位妇女设法帮助他... ...我稍好一点后立即去看望他，迹象表明他已经快不行了。我尽力向他捉供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之药。他神志尚清楚，却似犹豫不决，但很快又叫我进去他的房间... ...为他祷告... ...今天早上5点左右他去了主那里... ...那位金匠真好，因为去探望染上瘟疫的人而被雇主开除。我已为他写了推荐信，送他去斯拉特堡，或许可以在那找到工作... ...你外甥留下的衣服物品有一件衬衫，一把剑，都在房东那里，但我肯定，他病倒时身边没有钱。“ 加尔文为死者付了医药费和丧葬费。虽然他靠卖掉自己的图书生活，为了帮助朋友的外甥，自己的金钱和健康他都在所不惜。那位金匠就是因为接触了瘟疫病人而被雇主开除的，可见那温疫的可怕性。像 1538年9月初，离开日内瓦不过5个月，加尔文突然又从巴塞尔去了斯特拉堡。前面提到，一开始他没有答应马丁布舍牧师和他的同事们。但布舍知道怎样效仿法雷尔，当请求未遂之后，他威胁说：“神知道如何找到叛逆的仆人，就像找到约拿一样。” 加尔文搭乘一艘驳船从罗纳河北上行了150公里水路之后，来到斯特拉堡。他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 ...我离开巴塞尔时勿勿忙忙，都来不及整理妥当... ...“上天来的手又一次将他从安静的研究中带走。 但此后三年斯特拉堡的生活比起日内瓦的恐怖来，简直是场美梦。这是一座安宁的城市，著名的雅各斯特恩市长赞同宗教改革。他在当地为孩子们建立了多所学校。改革宗的教会在讲道，教导，圣餐上，都有良好的秩序。他们有家庭探访，也有一套纪律，虽然开除教籍还是要由市议会来决定。 到斯特拉堡不久，加尔文又一次站在讲台上，那是1538年9月8日。这次与上次日内瓦教会里那场暴风雨般的讲道真不可同日而语。他所在的圣尼古拉教堂位于城南，城外是一大片草原，会众是一群从法国逃出来的难民。信仰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珍贵，他们就是为此信仰从法国死里逃生出来的。他们怀着敬畏，渴望之心聆听牧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们讲道。一个月后，加尔文写信法雷尔说：“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小教会中进行了分领圣餐，按此地的规定，每月进行一次。“ 这里没有暴徒，没有吵架，没有吼叫声，没有恫吓的枪声，也没有叛道的人出现在圣餐桌前。加尔文可以在街上安全地行走。弯弯曲曲的依尔河穿过城市;两岸供人散步的小径伸向远处，静静流动的河水反射着伸出河岸的树枝。河的一边是一座宏伟的罗马天主教堂，典型哥特式建筑的杰作。150公尺高的天文钟高耸入云。这口钟在欧洲久负盛名。上面除了时间以外，还刻着许多星球，象征十二使徒的十二根指针，每个钟头敲响一次。代表彼得的那根针在敲响时会发出金鸡鸣声，那只钟至今仍在那里。 离此天主教堂不远是小一点的圣汤马斯教堂。马丁布舍博士在此牧会。教堂内的雕像，祭坛早已撤去，空荡荡的教堂成为抗罗宗的敬拜之处。 布舍的家离教会不远。加尔在他家住了一阵子，他不是唯一的客人。这个家是以“公义的旅馆”闻名的。许多逃亡者和旅人都在火炉前取过暖，在餐桌上吃过面包。除了不断的客人，布舍有6个孩子，女主人伊丽沙白和布舍一样好客。 加尔文现在是德国自由城市斯特拉堡的牧师。此城市被称为宗教改革的安提阿〔注：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是第一世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后，第一个大教会。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的日内瓦应如何称呼---所多瑪？〔注：旧约中罪恶满盈，遭上帝毁灭的城市〕 第二十一章 约翰加尔文这个29岁的的法国难民牧师，不仅以安提阿换了所多瑪，他自己似乎也改变了。他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激怒，他更能听别人说，也更愿意学。他在日内瓦的那段时间里，显然没能顺利地传福音。他仍然在思考日内瓦所发生的事。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加尔文写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 ...我们不够老练... ...我们被神管教是应当的。“ 在斯特拉堡，加尔文愿意“按此地的规据，掰饼喝杯。虽然他不允许接生婆为新生儿施洗，因为这与神的话直接相违背，但对于教会里一些不太重要的事，他也能容忍，并且也劝法雷尔说：“我们要尽力劝弟兄们不要为那些小事争论... ...” 他所教的学生们再也没有人带着剑进来。但对于他们穿着不整洁，不端庄他不会提高嗓门。他还告诉法雷尔：“也不必把纪律定得那么严，以免搞得人人胆小慎微“。加尔文身边火焰般的法雷尔换成了布舍。他成为一位繁忙的牧师，教师和作家。他很享受在这个法国难民的小教会牧会。他的讲道吸引了许多周围地区说法语的人。他也小心地依照布舍所使用的教会敬拜顺序，那是从路德宗来的。他们满怀激情地歌唱令人兴奋不已。1539年加尔文出版了一本诗歌集，其中有18首“诗篇”和“使徒信经”。有些曲子是他谱的，另一些是克莱芒弗拉特作的曲，他就是1536年加尔文在意大利的弗拉拉城堡遇到的那位诗人。 加尔文将原来想在日内瓦教会实行的事一件一件付诸实践。1539年春，他的会众投票采纳了斯特拉堡其他教会所用的教会纪律。他们也很喜欢自己的牧师。他常出各家控访，他爱他们，教导他们，给他们讲道，领他们掰饼喝杯。 加尔文也被任命为斯特拉堡高级中学的圣经老师。此校后来成为全欧州最杰出的学校之一，校长是来自巴黎著名的约翰斯特姆，也是加尔文的好朋友。除此以外，他也答应给城里的公民教圣经，就如在日内瓦时那样。他写信告诉法雷尔“我每天不是教课就是讲道。” 他在这里完成了“纲要”的拉丁文第二版，比第一版大得多。他也把这一版翻译成法文，翻得极美，以至后来人们称加尔文为现代法语之父，正如路德因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而被誉为现代德语之父。 1539年10月他的“罗马书”讲稿付诸印刷。这是加尔文写的许多极为纯正，精辟的圣经注释中的第一本。他也写了一本关于教会敬拜顺序的小册子，解释了他认为什么是根据古教会的，最好的敬拜顺序，其中也包括圣餐的方式和简单的婚礼仪式。 接着他出版了“简论主的圣餐”一书。共有6个短章节，是以法文而不是学者所用的拉丁文写成的。加尔文希望普通百姓也能读，因为当时在教义上最大的争论就是圣餐。在此教义上，路德，慈运理，教皇，加尔文和他们的跟随者们都不能达成共识。奇怪的是，这位法国难民的牧师竟成了裁缝协会的会员。那时，一个人若不加入某一行业的协会，无论是屠夫，木匠，还是铺路工，卖布商协会，就不能成为斯特拉堡的公民。 为了成为公民，他从羞涩的钱包中挤出了20福林交给裁缝协会。他是否真有裁缝天份，还是他教课的地方离裁缝协会很近而加入，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约翰加尔文自从离开祖国法国之后，第一次成为一名公民。 然而，在此安宁城市中的这个大忙人，还是有他的麻烦和伤心。他一贫如洗，就如在日内瓦一样，斯特拉堡议会答应付工资给他，但又把此事情忘了。等到他们发现时已经六个月过去了。他的工资是每星期1福林，勉勉强强够他的生活费。他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眼下我几乎撑不下去了，但只要是我欠的账，一旦有能力支付，我一定全数还上。眼下我口袋里几乎一文不明“。 他和法雷尔仍欠他们在巴塞尔的房东钱。房东寄来一张帐单，其中包括一瓶葡萄酒的钱。可加尔文记得这瓶酒是别人送的。他写给法雷尔，算出了各自应付的部分：“我们不必客气... ...你住了七个星期又二天，我住了两个月又十二天... ...我就这样算：我付5个金先令，你付4个。但我欠你一个半金先令，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付还给你... ...我大概一共有20个巴塞尔先令。“他一分多余的钱也没有了。 有人主动愿意来帮助这个穷牧师，杜蒂耶从法国写封信来“您目前的处境大概不妙。假如您生活实在困难，请您不要在意... ...假如您愿意，神允许，我会支援您“。 杜蒂耶在此信中建议加尔文可以回法国，并暗示可以回到罗马天主教。加尔文回信说，他确信神带领他在斯特拉堡，在抗罗宗教会服事。他不想花朋友的钱欠任何人情债。他很有礼貌地回信：“您主动提出要帮助我，实在令我不知如何来感谢您... ...但我不敢再给您增添负担了... ...在过去的年月里您已经为我花费了太多了“。 不久，一个说话很敬虔的骗子来找加尔文。他听上去是那么好的一位基督徒，说服了这个穷牧师借给他十八金法朗，加尔文不得不自己再去借一部分凑足款子，他留下一只蓝子，说里面是他的财产作抵押，以表诚意，很快就会归还。 加尔文在一封信里写道：“几个月后他回来了，微笑着 - 不，是嘲笑着 - 问我，是否愿意再借些钱给他，我告诉他我需要那笔借给他的钱“，骗子什么也没说就消失了。一年半之后，加尔文决定打开他留下的那只篮子，他请来了斯特姆校长和另外几位朋友，一起打开，看见了里面的宝贝：几个烂李子，几件破衣服，几本旧书和一些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信件。尽管是受害者，他也与众人开怀大笑起来。 在布舍家住了一阵子后，他去租了一栋房子，一些学生也搬进来合租，但麻烦也不少。有时学生付不出房租，有时那个说话粗鲁的女管家会引起一场大乱，有时候加尔文自己也会被头痛，胃痛折磨失去控制而发脾气。加尔文告诉法雷尔说，有一次他完全失去控制，原因是那个一度在洛桑任牧师曾指责日内瓦的牧师们不信三位一体的卡罗利再一次宣布从罗马天主教转到抗罗宗，也再一次离开法国跑到瑞士，跑到斯特拉堡来。加尔文和法雷尔决定忘掉从前的事，以爱心接纳他，假如卡罗利真的改变了的话。但他却是再一次来进行搅乱。他在斯特拉堡试图说服布舍和其他传道人，起来怀疑加尔文。几位传道人和卡罗利一起草了一份关于信仰教义的声明，签了名，当晚送到加尔文那里要他签名。这几位传道人为了要达到和睦相处，同意了卡罗利的思想，但其中许多加尔文是不同意的。 假如他签名，就对不起他的信仰，若拒签，卡罗利就会指责他远离朋友，一个人独来独往。加尔文非常气愤，要求牧师们一起开个会，他们决定在其中一人家里的晚餐上讨论。加尔文写信告诉法雷尔说：“那次我犯了大罪，不能控制自已的情绪，竟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众人发火”。 他接着写道：“这里当然有令人引起义愤的原因，但我若能在表达时有节制就好了... ...我表示自己宁死也不会同意... ...我跑了出去，布舍跟了出来，用他合情合理的话使我安静下来，劝我回到屋里... ...回到家后，我痛悔不已，痛哭流泪，几乎不能控制。“这是一位基督耶稣的仆人，一个与他自己的罪挣扎的人，他在失去控制之后，痛苦地流泪。 在斯特拉堡还有更多的事令人悲痛，令人流泪。那是在加尔文来此一个月后，当时他还住在布舍家，传来了盲人牧师库劳德去世的消息。传说他是在奥口沃比地区的一个镇上传道时遭人下毒而死的。加尔文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库劳德的死令人痛苦得几乎崩溃，甚至白天的忙碌也不能令我忘怀... ...白天的忧虑和苦恼只是在准备晚上更痛苦，更痛心的思考，我不仅仅是因由此而引起的失眠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整夜忧郁沮丧缠绕着我... ...这种残暴的行为不是没有原因的... ...主让我们这些人尚在世上存留，让我们在已去了的弟兄所走过的道上坚忍下去，直到跑完我们的路... ...“ 不仅库劳德离世去了，在意大利弗拉拉公爵夫人宫里的奥里维坦也死了，年仅32岁，据说也是遭人下毒而死。先是另一位传道人遭害，下一位是他的表弟，就是加尔文在巴黎时从他那里听到改革宗信仰，加尔文也为他翻译的法文新约的圣经作过序的那位表弟。他们不仅在信仰上，也在血缘上紧紧相联。 幸好加尔文在斯特拉堡并不是孤单一人。学校，教会有他许多的朋友，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玛莉亚，弟弟安东尼。若干年前，他俩离开家乡挪扬与这位出了名的哥哥在一起，他们在巴塞尔住过一段时间，可能在日内瓦风风雨雨的那二十个月也在那里，现在他们能与他一起住在斯特拉堡，使他很高兴。然而布舍的话不时在他耳边响起：“你必须结婚。” 第二十二章 加尔文写信给法雷尔说：“我们希望新娘会在复活节之后就来此地，你若确定会来，我们的婚礼就一定等到你来... ...我要求你来... ...你也曾保证过你会来... ...我最希望的就是你来。“这场原计划要请法雷尔来证婚，祝福的婚礼并未发生。此后也没有再提及那位预料在复活节之后会来的女士。在朋友们催促之下，五月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又提到了结婚的事。他告诉法雷尔他对心目中人的要求：“我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对方的美貌就会不顾一切堕入情网，连对方的败坏行为都照样接纳无误的人。吸引我的美乃是：朴实无华而富有耐心，不过分挑剔但善于勤俭持家，最好也愿意照顾我的健康“。 到了来年2月，这位牧师还在盼望他的婚事，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在此种种混乱之中，我对自己竞厚颜的想要娶妻这件事，倒还觉得平安。有人也曾为一位出身贵族的名门闺秀提过亲，据说还有大量的陪嫁，两件事使我不愿与对方交往。一件是她不懂我们的语言法文，另一件是我担心她会太看重她的名门出身和贵族教育。她哥哥是位敬虔之人，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 ...她嫂嫂也很热衷... ...后来我回答说，除非对方愿意学习法文我才能订婚。对方要求给她一点时间考虑。但后来那位贵族小姐不愿意学法文。“这件事提醒加尔文不应再往前走，他接着写道：”这以后，我请弟弟和一位德高众望的人一起去代我向一位女士求婚。认识她的人都极力推荐说她人品极好。“这位侯选取人会带来的大堆陪嫁不是金钱而是德行，他继续写道说：“假如事情顺利 - 我们当然是这样希望 - 那么婚礼会在3月10日前举行，我希望你能光临，为我们祝福。不过，这一年多来我已过份地麻烦你了，这次我不敢要求你来... ...不然的话，这次结婚的希望若再次落空，我就实在是个傻瓜了。“ 这次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加尔文不打算进入这个婚姻。3月29日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们的婚事又暂告停顿，我自己也极受困扰。”那位女士催促着要成婚“，除非主让我失去控制，我不会娶她，但拒绝她又是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尤其是牵涉到那些好心人，我真巴不得能够从此窘境中脱离出来。” 加尔文成了问题的焦点。他怎样才能有礼貌地拒绝一位不想要的人呢？只好找弟弟安东尼，他是此事的红娘。这件事使加尔文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他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极其小心，免得再陷入这种尴尬局面。到了6月，他在信上说：“我还是没有找到妻子，常常为此事忧虑不决，不知道我是否还需要继续努力。” 接下来是1540年8月，加尔文结婚了。法雷尔从纳沙托来为他们证婚。加尔文在自己的会众中找到了新娘。一旦找到她，他们没有久等就成婚了。新娘是位有两个孩子的寡妇，除了符合加尔文所列出的所有条件之外，她还非常美丽。 依多莱特戴波尔来自吉德兰省，现属荷兰。前夫是做生意的，叫斯多迪阿，是在斯特拉堡听了加尔文讲道之后从重洗派改信改革宗的，不久死于那场瘟疫。 加尔文再也不可能找到像他现在这样的妻子了。但是从结婚开始，法国牧师这位善良的妇人一直没有全部拥有过她的丈夫。搬进加尔文住的那栋学生公寓，首先遇到的是那位尖舌的女管家。但依多莱特从来抱怨过。她不仅富有耐心，甘心服待丈夫，乐于分担主交结他的工作，她自己也常去探访病人，安慰受苦之人，与人分享她的信仰。 妻子的爱使加尔文得到了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幸福。布舍说得对，结婚很好，特别是娶一位善良的太太。难怪法雷尔也向他推荐说要结婚，尽管他自己已过五十还是个单身汉。 他俩婚姻上的乌云是身体软弱与疾病。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加你文说：“就好像是命定的... ...神对我们过分的喜乐作了调整，叫我们不致因我们的婚姻而忘乎所以。“婚后不到一个月，夫妇俩就开始被疾病所缠。 在此同时，又与女管家发生矛盾。那是一个礼拜一早上，女管家对弟弟安东尼说了很粗鲁的话（她常常这样），安东尼一声不响地离开那栋房子，并发誓说只要女管家在，他永远不来。接着是女管家自己也出走了，因为她看到加尔文对安东尼的事那么伤心。但她儿子仍在那里，那天晚上加尔文吃得过多，“我经常如此... ...当生气或被极大的忧虑搅扰时，就会滥吃... ...以致第二天早上都被不消化所折磨。“平时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什么也不吃，但这次他担心管家的儿子：“我若拒绝，他会以为是间接地表示要辞掉他”因此尽管胃不舒服，为了不伤这个年轻人的心，他还是吃了。 下午讲道时就感到很难受，晚上竟晕了过去。接下去就是发冷又发烧，每隔一天发作一次“我病得几乎连手指都抬不起来。”他还未恢复之前，妻子又因其它原因发烧，“连续八天来她病得都坐不起来。” 在九年的婚姻中，两个病人一直被疾病所缠绕，但却没有抱怨。幸福已经叫他们知足 - 他们因对方而知足，因神决定送到他们生活中来的一切而知足。 第二十三章 神的工作是不能等到完全恢复健康的，甚至身体还在发着烧，加尔文与卡皮多，布舍他们“一起工作，就好像我很强壮似的。” 重任就在眼前，神圣罗马帝国的意大利查尔斯皇帝想要使罗马教廷与抗罗宗合起来，他需要此联合，为的是要来对抗正从东边压境的凶悍的土耳其大军。在此紧迫的情形下，若能把抗罗宗的日耳曼各国与罗马联合起来，对他极为有利。 于是皇帝决定安排几次会议，这些会议被称为帝国议会。从1539年到1541年共举行了4次。日耳曼各省和那些自由城市都派出代表与会，每个省的王子都以当地教会的官方代表出席，每次会议都少不了漫长的辨论和谈判，双方代表每天都发生冲突。 加尔文作为斯拉堡的公民，被这个日耳曼的自由城市作为代表派去参加。他只是一般的代表，无论如何，他不过是个法国人，被这个德国城市派作代表已经是件荣誉的事了。此外，他对此类会议并不包括希望，怎么可能使罗马教廷与抗罗宗手拉手到一起呢？他在给朋友信上说：“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抱希望。”但他那双鹰眼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仔细地分析每位带领者，每次主要的辨论，他在给法雷尔的长信里有详尽的述说，就像当时的一位驻现场记者一样。会议上也讨认各种国际事务。 会议上，加尔文在这里遇见了日耳曼各省的王子们，神学家们，其中最重要的是马丁路德的右手人物菲立浦墨兰顿。加尔文于1539年春在法兰克福遇见他，俩人之间的友谊迅速发展起来，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后者去世。墨兰顿比加尔文大12岁，极有学问，在多种语言上，学术上卓有建树。21岁那年被任命为威登堡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他为人随和，友善，但有时太过于友善而在一些本该坚定站立的事上倾向于妥协。他的性格特点与他的主人路德正好形成鲜明对照。 墨兰顿第一次遇见加尔文时一定对自己说：“原来这就是那个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熟韵古教会先父们的年轻人哪，在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后面是一颗什么样的脑子啊！“在一次会议上，墨兰顿给他的法国朋友起了个外号。那次加尔文将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驳得体无完肤。从此以后，墨兰顿与人谈到加尔文时，都称他为“那位真正的神学家。”要知道，从墨兰顿嘴里出来的这个名字，实在不是恭维而是赞赏。 加尔文称墨兰顿“具有无以伦比的知识... ...敬虔与美德，值得任何世代的人钦佩。”后来加尔文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不过是个后生晚辈”同时他也亲密地以名字而不是用姓来尊称对方。然而，当这个德国人太急于妥协，调和，太不愿意对德国众教会注重诸多的仪式而缺乏纪律的事上站出来，加尔文会毫不迟疑，直截了当的地当面向他指出。他在写给法雷尔的信上说：“对于这些事，我当着菲立浦的面直接向他提出。” 一方面，加尔文相信自己在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上站立得岩石般坚定，另一方面，他也能从未停止过努力催促，使抗罗宗教会的合一。只要这些不牵涉到基本教义，他愿意忽略教会中那些人为造成的不同。在给法雷尔的信上，提到布舍时加尔文写道：“他不同意在这些存争议的仪式上我们应与路德分离，我当然也不认为这些是促成不和的理由“。 在神话语所教导的教义上，加尔文毫不妥协。但他仍花大量时间，努力使其他人也相信他所相信的。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事先已经写信给菲立浦，说明了我对达成协议的事所作的声明。我与他作了许多讨论。“这位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讨论的一个重大主题，是关于主的圣餐。基督的身体是怎样体现在圣餐里的？饼并非像罗马教廷的追随者们所说的，转变成为身体。在这点上，他俩很快就同意了，但是基督的身体是否象路德所坚持的，是与饼同在？在饼的上，下还是在其中呢？加尔文以圣经为据，说基督的身体和血不是在物质上与饼和葡萄酒同在，基督的身体和血是属灵意义上存在于圣餐中。“在与墨兰顿讨论之后，加尔文高兴地写信告诉法雷尔：”对于墨兰顿自己来说，你不必怀疑，他与我们看法完全相同。“这是不是路然宗与加尔文之间取得一致意见的开头呢？问题是，在赢得温和的墨兰顿之后，也能赢得墨氏的主人和那些德国王子们吗？ 抗罗宗的另一边是瑞士改教家慈运理的一派。他们跟随慈运理，在关于圣餐中主的身体一事上，认为圣餐是一种纪念基督之死的仪式，他们不如加尔文注重此事的属灵圣礼。因此，加尔文是站在路德宗与慈运理派之间，他想要一边伸出一只手将这两派联合在一起。他在写那本“简论主的圣餐“一书时就是抱着此希望的。他想要使这本书成为有利于抗罗宗各派讨论的基础。他在书中的语言是坚定的，同时也是很小心的，他没有用他常用的一些强烈语调。 1545年马丁路德在一家德国书店里读到这本由法文译成拉丁文的书后说：“早知如此，从一开始我就会将这件有争议之事整个地交给加尔文，若反对我的人也如此做的话，我们早就该和好了。“ 马丁路德从未见过约翰加尔文。这位伟大的德国改教家在写给朋友布舍的信上说：“请代我向斯特姆和加尔文致敬，我特别喜欢读他写的那些书！“墨兰顿告诉加尔文说，路德常常提到关于他的事。加尔文在给法雷尔的信中说：”菲力浦... ...在信上说，路德和波米拉诺斯特别要求问候加尔文，他们很看重加尔文。菲力浦还告诉我说，有些人为了刺激路德，把一段我写的批评路德和他的朋友们的文章拿给他看，路德仔细地读了那段文章后说，我希望加尔文有一天会把我们想像得更好些，无论如何，他今天就应该知道我们对他的好感。“加尔文接着说：”假如我们不被这种温和的反应所动，则真是石头一般了。对我自己来说，我为此深深地被感动。“ 几年后，当路德开始在圣餐之事上大动感情地发火时，加尔文站出来为他辨护。他写信给慈运理派的领神：“我们必须记往路德是何等伟大的人“他列举了路德的伟大事绩之后又说：”即使他称我为魔鬼，我仍然尊敬他，称他为神的好仆人。“ 加尔文也写了封信给路德，那是路德临死前几年。当时他变得非常易怒，时常发脾气。墨兰顿没有将此信交给路德。他向加尔文解释说：“我设有把你的信转交给马丁博士。现在他容易多疑，对于你在信上提出的问题，他不想让他的回答被人传来传去。”在加尔文的这封未送到收信人手里的信里，他附上了一些他写的东西，请路德评论，并加上一句说：“假如我能飞到您那里，哪怕是短短的几个钟头与您在一起，我也会很享受... ...但知道在此世上我们没有得到此机会，我希望很快我们就会在神的园里相见。再见，最著名的人，基督最出色的传道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 若是神选择使改革宗的巨人们在他话语的基本真理上合起来，谁能想像得出抗罗宗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假如那一天曾临近过，那就是诸如加尔文，路德和墨兰顿这样的人能够面对面，或通过信件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的那天。尽管有分歧，他们仍将对方看作是基督里的弟兄。今天我们或许能从这些伟大的改革家们身上学到一课。 第二十四章 加尔文哭了。他几乎被抽泣所窒息。他将脸埋在双手之中。 在这位哭泣的人面前，是一封信。几位骑马来的信使跑了几百公里路，将这封信送到他手里。他们先是到了斯特拉堡寻找那位法国牧师，议会告诉他们，加尔文牧师在沃姆斯，他代表我们城市在那里参加第三次帝国议会。 信使骑马继续向前奔去，进了沃姆斯的城门，穿过热闹的街市，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收信人。他们庄重地将信交人他。 “福音的执事，加尔文博士敬启”这是写在信封上的字，里面则以更亲切的口气写道： “我们满怀热情地向您推荐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确信，除了要推动，展示神的荣耀，神的神圣话语之外，您别无他求。我们谨代表小议会，大议会和全体日内瓦人民... ...我们迫切地请求您能回到我们这里来，回到您的老地方，老事工上来，我们盼望，在神的帮助下，此事将会大有益处，将会结出更多的果子。我们的人民极盼望您回到我们中间。他们愿意，并且一定会以您满意的方式待您的。将会结出更多的福音果子。“ 您的好朋友 日内瓦行政长官暨议会 1540年10月22日 蜡封的议会公章上刻着日内瓦的警句： 黑暗之后是光明 现在，这位被如此想要请回日内瓦的人坐在信前哭了。信使们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请求之后走了。坐在加尔文周围的是斯特拉堡的会议代表们。他请他们来，要听他们的意见。交谈中，他两次不得不离开屋子，不让那中断他讲话的眼泪流出来。 “请你们帮助我”，加尔文乞求他的同伴们：“告诉我该怎样做”，请勿考虑我和我的感情，唯一考虑的是何种方式对福音的增长，对神的荣耀最有好处。我一直被痛苦缠绕。你们知道，我已为这决定挣扎了许久，但我没有答案。我所信靠的朋友们，请帮助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斯特拉堡的人们诚挚的回答说：“我们的好弟兄，你知道我们城市是多么想要留住你。其实，当日内瓦的信使们到斯堡之后，议会特意派了快马来告诉我们，不要对日内瓦作任何许诺，要我们留住你。若是依我们看什么是对基督最有利的，我们就巴不得将你留在斯堡，但神若另有旨意，我们怎能挡住你的路？不过请留下来，等到这次会议结束，再考虑你当如何行“。 20年前，马丁路德在沃姆斯勇敢地站立在皇帝面前说：“我站在这里。我心无二愿，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这是路德的永垂不朽的话[注：当年路德在此勇敢地为自己的抗罗行为辨护]。现在加尔文也在这座城里，远离自己的家，远离新婚的妻子。他与其他代表们挤在旅馆的一间大宿舍里。9月的那场疾病使他身体仍然很虚弱。等待期间，他与墨兰顿在一起私下讨论，辨论有关信仰上的各项事情。墨兰顿就是在此给他起的外号叫“那位真正的神学家”。几百名与会代表们越来越焦急不安，因为会议还不知道何时能开始，大会主席格兰维尔公爵还未来到。一个月之后他终于来了。接着几个星期，讨论大会的日程和辨论方式，最后终于在1541年1月14日，辨论正式开始。加尔文在此足足等了两个半月。 二个半月里，他一直在为日内瓦的事挣扎。这不是新问题，这封送到沃姆斯的信并非出于意料之外，只不过是在他的重担上加上了份量。日内瓦的这付重担从未离开过他，哪怕是在离开这座叛逆的城市，成为和平的斯特拉堡公民之后。离开日内瓦五个月之后，加尔文曾写信给那里的教会;九个月后又写信去安慰，劝告弟兄们要以爱和睦相处，1539年9月，他花了6天的时间，写了封1万5千字的长信给那位想要把日内瓦劝回到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那是一封怎样的回信啊，主教大人从此闭上了他那张善于雄辨的口！ 这位颇有学识的红衣主教叫撒道来特。1539年4月，他写了封恭维，劝说的信给日内瓦。在信中，他以华美词藻盛赞了日内瓦和她的人民。他说“那些到处惹事生非的抗罗宗们，在贵城忠心的罗马天主教里闹起如此的风波，实在令人伤心。如今，你们日内瓦人民胜利地将这些闹事的牧师们赶了出去，我们是否可以以真实的爱心邀请你们回到母教的怀抱，回到那永世的罗马教会“？ 日内瓦无人能给撒道莱特的这封感人的信作答覆。后来，加尔文的朋友们将信送来，请他帮着回信。他能拒绝吗？不仅要帮助日内瓦不致回到罗马去，他自己也仍然是日内瓦的一份子。他给红衣主教回了封信。加尔文以日内瓦教会的名义告诉撒道莱特：“当神将我放在此地，令我永远对此教会忠心。关心此教会的安全是讨神喜悦之事。因此，当我看到日内瓦教会所面临这最险恶的网罗时，我当尽上最大的努力... ...谁可以来劝说我对此事保持沉默，漠不关心呢？ “ 加尔文给撒道来特的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加尔文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争执。此争执影响，决定了他的一生。首先，此争执的关键并不在于宗教改革的观点，即：称义的教义，神职人员的滥权，人为的圣餐变体，向圣徒祷告，教皇的特权等等，这些后来都会论到。对于加尔文来说，在所有这一切底下，最根本的问题是神的荣耀之中心性，绝对性。这也是加尔文一生从头到尾的目标。 他在信里对主教说：“你那种对天堂生命的热心，是使一个人完全献身于他自己的热心。即使是以圣洁神的名义，也是为要激励他自己”换言之，哪怕是关于永生的宝贵真理也可以被歪曲，偏离到用来代替神而成为万事的中心与目标。这就是加尔文向罗马教廷的最大挑战。这在他日后的写作中一再，一再地出现。接着他向撒道莱特指出他应当如何行，这也是加尔文一生致力的目标，即：教导人，让人知道人生最主要的动力应该是热心展示神的荣耀。[注：此段引自“欢乐的主权遗产“，作者是约翰派尔帕。 在斯特拉堡，加尔文不断地听到关于日内瓦的消息。教会的四位新牧师是软弱的人，情愿跟随众人，其中两人是伯恩派来的。城里的放荡生活变得更放荡，有人甚至吹吹打打地在街上裸行。 终于，对此的抵抗也渐渐开始。议会通过了更严格的法律，虽然他们没有执行。那四个反对加尔文的行政长官下了台。其中之一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另一同谋则从城墙上跳下摔死了。另外两位行政长官迅速逃之夭夭。他们曾策划将日内瓦交在伯恩手下，那两位伯恩派来的牧师也走了。 在这一切不安之中，人们越来越觉得没有加尔文那只坚定的手日内瓦无法生存下去。早在1540年3月，赶走加尔文还不到一年，朋友们就写信希望他能回来。加尔文耸耸肩，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愿背那个十字架。在那里我一天要死一千次，我将此事告诉你... ...请你务必尽全力阻止任何想要把我拉回日内瓦的努力。“ 洛桑的那位可爱的维勒特牧师也听到了传说。他写信鼓励加尔文，考虑回日内瓦，并说那里的新鲜空气和良好气侯对加尔文的健康会有好处。加尔文苦笑着回信：“我读到您信上的那段忍不住要笑起来。您表示了对我身体健康的关心而推荐日内瓦... ...我宁可干脆一次死掉也不愿到那个地方去受煎熬。因此，我亲爱的维勒特，若您真的希望我好，请不要再提此事。“ 1540秋，议会采取了行动。9月21日小议会委托议会领袖培林，设法将加尔文请回来。10月13日议会决定给加尔文写邀请信。10月19日，大议会决定“为了上帝的荣耀得以彰显，务必要请加尔文来做牧师“。次日，日内瓦人民集合起来，人们喊着：”我们一定要加尔文回来“，并一致决定派专人去斯特拉堡郑重邀请约翰加尔文回来。 此后，信件，特使不断地来找加尔文。日内瓦又请抗罗宗的伯恩，苏黎世去说服斯堡。苏黎世答应去试试，可是伯恩却毫无兴趣，因为他们想控制日内瓦的目的一直未能达到。许多人私下写信给加尔文：“快来吧，弟兄啊，得胜地来吧，好叫我们因我们的救主神而喜乐！”另一封信上说：“请不要说『不』，那样您就是在拒绝圣灵而不是拒绝人。日内瓦教会很重要... ...没有人能像您那样有智慧，有能力，有力量地来带领我们的教会。那两位留下来的牧师从前曾反对加尔文，现在也说：“我们在基督里尊敬的父啊，您属于我们，主自己将您给了我们，人人都盼望您来。” 维勒特答应到日内瓦作6个月的代理牧师，并写信说：“不要再迟疑了，快来建立这个正陷于痛苦，悲哀和后悔中的教会吧。” 当然还有法雷尔。只要有人去斯堡，他就会送去一封“炸弹”。第一次就是他命令加尔文留在日内瓦的。加尔文在挣扎中给法雷尔回信：“你那轰在我头上的炸雷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竟让我心里充满了极大的恐惧和惊愕。你知道此事会令我生畏，我并不是聋子，你为什么如此激烈地攻击我，几乎要危及我们之间的友谊呢？“ 1540年10月23日，加尔文极有礼貌地从斯堡写信给“尊敬的，荣誉的日内瓦议会与行政长。大人，我可以在神面前向您们证明，您们的教会对我来说是何等重要。在她需要的时候我决不会袖手旁观... ...另一方面，我也不能不经过正常手续，途经就突然离开神召我在斯堡的服侍... ...此外，斯堡议会已决定要我与其他代表一起出席沃姆斯会议，我不能单单为一个教会服务... ...我向您们保证，我不会拒绝任何我能做的事，只要神允许，我会尽我的全力来服待您们。“ 收到特使们送来的信后，他从沃姆斯给日内瓦又写了封信：“我可能还需要出席一个帝国会议，一旦我得以从此项工作中脱身，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们，假如斯堡教会和议会同意放我的话。“在给法雷尔的信上：”当我想到我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时，我将我的心作为祭，献给主... ...我将我的灵魂捆起来顺服神。“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即使这意味着回到日内瓦去，回到他在给维勒特信中提到的”这是天底下最可怕的地方“去。但是，加尔文人性的一面挣扎着不愿回到那座湖上城市，在那里他会“一天死一千次，”他写信给催促他回日内瓦去的苏黎世牧师说：“若是按我自己的感觉去做，我宁可到大海的另一岸也不回那个地方去。“ 随着日子渐渐过去，要作的决定已经明显起来。在给维勒特的信上，他说：“不知怎么的，我也说不出是如何发生的，我开始倾向于做回日内瓦的决定了。“做这个决定虽不愉快，但却是明确的。斯堡教会也答应，尽管布舍坚持说这只是暂时的，等到日内瓦教会稍有好转走上轨道后，他就该回到斯堡来。 斯堡议会说，我们仍然保持你的公民身份，也继续支付你的工资。加尔文将公民身份作为议会对他的尊重接受了，但工资他拒经了。 沃姆斯议会失败了。皇帝宣布休会，第四次会议决定设在法国的拉提斯堡。1541年1月23日加尔文和同事们回到家里。他们离开斯堡整整三个月了。在家住了一个月后，又上了路。拉提斯堡的路途遥远，多恼河上的冰部分解冻，斯堡的代表们可以从水上走。他们乘大筏子将行李物品用毛皮包起来以免结冻，马匹，书籍，炊具也都浮在筏子上。告诉法雷尔“我很不情愿地被拖到拉提斯堡去，我可以预料这次行程不会顺利... ...我很怕到时候会议又拖得很长久，这种会可以拖十个月之... ...但我必须跟随主的带领，他最清楚为什么要让我走这条路。“ 在拉提斯堡期间，他们听到瘟疫正在斯堡肆虐的可怕消息。每个人都为逃命离开那里。依多莱特去了她哥哥那里，弟弟和妹妹逃到了邻近的一个小镇。那个法国难民弗雷是位老师，也是加尔文最亲密的朋友，死了。那位全房客的儿子也死了，他父亲最以他为骄傲，加尔文从斯堡写了封极感人的信安慰那位父亲。 他写信给法雷尔“我日夜都在思念妻子。她孤身一人，无人安慰也得不到支持。”这个斯堡来的人焦虑，痛苦地等候着会议的召开。 三月，四月，五月，辨论进展缓慢，好容易有了点协议，但圣餐的事像以前一样，又成了一堵墙。加尔文不断地写信给法雷尔详细报道：“菲力浦和什舍对圣餐变体起草了一个大胆然而不真诚的理论，试图想要满足对手但又毫不相让。这两位好人怀着最良好的心愿，也未存其它的目的... ...只想要推进基督的国度。“这种努力不会有结果的，他请布舍放他回斯堡去，布舍不太情愿地同意了。 加尔文长途跋涉，于6月25日回到斯堡。除了见到依多莱特的高兴之外，这次回家是很凄惨的。在他自己的家里，在许许多多的家里，到处是被瘟疫带走的人留下来的空位子。加尔文四处探访，安慰众人。他依依不舍地看着斯特拉堡他所熟悉的人们和地方，就好像是对他们说，再见了。 日内瓦和其它瑞士城市的信不断到来。他已经在神面前许了心愿，他还得再等吗？“你要等石头喊叫起来吗？”法雷尔在最近的信里吼了起来：“假如当年你离开日内瓦时你也像今天这样拖拖拉拉的话，事情可能就不致于像现在这么糟糕了！“。 日内瓦议会派了特使来接加尔文，要护送他去日内瓦。斯堡议会虽不情愿，但还是让他们的牧师走了。他们给日内瓦议会写了封信：“他终于到你们那里去了，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主的少有的器皿。我们的这个世纪里没有出过像他这样的人，真的，除他之外，你们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 1541年9月初，加尔文随日内瓦特使离开斯堡。他和妻子商量好，由他先去，然后再通知她晚些去。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睛，加尔文骑上马离开了这座他度过了三年的和平城市。这是富有成果的三年，神将他送回日内瓦的暴风雨中去。没有人知道，连加尔文自己做梦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他的法国难民教会竟被皇帝下令离开这座和平的德国城市。布舍也被迫流亡英国。没有人知道，他要去的那个狂暴的城市会变成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改革之城。 1541年9月13日星期二，两位骑在马背上的人走近日内瓦的科那文城门。耸立在前面的，是圣皮埃尔的钟楼。 全付武装的百夫长从头盔下看到了两个人，第一位骑马的穿着日内瓦特使的礼服，手持国旗。后面那穿黑衣的是谁？他再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就是日内瓦全城都在等候的那一位。 第三部：黑暗之后是光明 二十五章 日内瓦再一次得到了加尔文。他穿着黑袍子站在熟悉的议会厅前面，二十五张脸都转向了他。小议会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看上去比他们赶走他的时候老了些，但更有尊严，看上去比他们所记得的更和蔼些，谦卑些，他们也知道，他在全欧洲比以前更有名些。 加尔文回来了，议员们松了口气。日内瓦不能没有他，他们准备了礼物欢迎他：一件崭新的黑天鹅绒袍子，领口镶了毛皮，还有加农街上的一栋小房子。这条街离教堂很近，屋后有片小院子，从那里可以看到蓝色的莱蒙湖。圣皮埃尔教堂里巨大的石柱间新立起了一座木雕的精致的讲台。议会又派出特使和马车去斯特拉堡接加尔文夫人和她女儿朱蒂丝。秘书记录下了小议会的决议“永远留住加尔文”。 日内瓦迎回了加尔文，加尔文回到了日内瓦。他没有要求回来。他第一次路过这里时，也没有要求留下来。同样，他也没有要求去斯特拉堡。但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他的那颗心是“被杀的牺牲”，是自愿献给神的。只要是他的主差遣，他就愿意去。然而，想起那些可怕的暴徒和日内瓦的罪恶来，他不能不往后退一下。加尔文以略带责备的口吻写信给法雷尔：“如你所愿，我在此安顿下来了。愿神的旨意成全。” 加尔文刻不容缓地提出了计划，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一回来向议会报道之后，就立即告诉他们，除非建立一个公认的管理机制，教会是站立不住的。神的话语里对此教会管理机制已经有了描绘。此机制也在古教会里实行。然后我柔和地指出了一些要点... ...“ 坚定而柔和 - 这就是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大事上，对任何人不存怀恨之心，宽恕以前发生的一切，把那些容易使别人不舒服的事放在一边，不惜任何代价，要控制自己不发怒，无论是头痛，胃痛，哮喘还是其它疾病，都不能成为理由，不管是敌人还是那和平的欢迎底下所隐藏的问题都不能阻拦。如此去行就要去改革那陷入混乱的基督的教会，这也就意味着改革整个城市，因为整个城市都属于教会。 上帝和天使在观看，看着加农街上小屋子里这个背负重担的人，看到他跪着祷告。在他面前是一本翻开的圣经，他为自己祷告求力量，为这个教会，为这座城市祷告，他是被召来此地的。 加尔文回来后两天，圣皮埃尔的克莱芒斯大钟敲响，将人们召来开一个特会。议会全体议员身穿象征日内瓦城市的黑，灰色相间的衣服坐在一起。加尔文站在新讲台上，告诉众人世界上正发发生的那些骇人的消息：土耳其军队侵入了凶牙利，德国各地城镇乡村里瘟疫横行，在法国，迫害宗教改革的火刑架上烈焰熊熊;讲台上传来清晰的声音：“让我们在主面前谦卑下来，让我们为这个世界祷告，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主我们的神保守我们的城市，阿门”。 第一个主日，加尔文又出现在讲台上，人们等着要听他讲被赶走和被请回来的原因。他一句指责，怨恨的话都没说。他按照他的习惯，一卷书一卷书，一章一章，一句一句地宣讲圣经。他接着三年之前离开时的那句经文开始讲。 “回来后的第一个月里，我有那么多的事要做，那么多的烦恼，我几乎要累倒了... ...然后这一切却又使我得安慰得力量，因为我们努力不是妄然的，不会没有果子。“这是他写给巴塞尔一位朋友的信，他让维勒特留在日内瓦帮助他，告诉法雷尔说：”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从我身边被拖走“。 加尔文谦卑地写信给父亲般的布舍牧师：“对于我来说，我不想得罪任何人... ...直到... ...我忍无可忍。您不必为我所许过诺要忠心服事担心。假如我在任何方面不能做到您所期望的，您知道我在您的手下，愿意顺服您的权威。请您行使一个父亲向儿子所行的警诫，管教和一切权力。请原谅我的仓促... ...我被如此众多的事情所缠，几乎都不是我自己了。“ 依多莱特开始在加农街11号打开行李，安顿起来。这里比斯堡的宿舍好多了。议会已在房子里放置了家具，楼上的三间小卧室有两张核桃木，一张枫木的床架;楼下的屋里有一张方桌和长登，4张松木长桌和十来把椅子，书房里有张书桌，一只大书架，两条来访者坐的长登。依多莱特用斯堡带来的东西把房子打扮得很吸引人。 街的一头有一水泉，妇女们在此洗衣，取水，人们也在这里饮马。依多莱特在后院种上了蔬菜，用丈夫的工资将家安排得还过得去。加尔文的薪水是每年五百先令，再加上十二袋玉米和两箱葡萄酒，这些粮食可以保证家里每星期可以烤出20只面包。加尔文的工资比其他牧师们稍高一些，议会说因为加尔文大师要接待很多过往的客人。 有时客人们不只是过往而是在此往下。女主人不得不经常尽全力安排她的收支。加尔文的妹妹玛莉亚嫁了一位日内瓦人，有了自己的家。弟弟安东尼也结了婚，后来在城外买了房子，但他们全家一般都住在加农街的这幢房子里。 这是住着加尔文夫妇，朱蒂丝，安东尼和妻子安妮及四个孩子。此外这扇门里不断的有访客，信使们进进出出。 这不算是个安静之处。在各种活动的喧闹之中，加尔文准备了他的讲章，书信，写下了他那些伟大的书卷和著作。 第二十六章 小议会同意了教会有一个“管理机制”。加尔文回来才二个星期，一份详尽的文件已经写成。“日内瓦教会章程”递交议会审批，其中许多内容是加尔文在斯特加堡的三年和平年间在头脑里形成的。 小议会进行了讨论，对“章程”作了些修改。大会议也如法炮制。两个议会都要在文件里确定他们对教会的权力，他们需要加尔文回来，但绝不想让他或教会夺走他们的任何权力。议会没有将修改过的版本给牧师看，就召集了全体公民。在圣皮埃尔高耸的尖顶底下，日内瓦人民于1541年11月20日聚集，正式批准了“章程”。 此“章程”包括了许多东西。它从教会的四种领导位置开始，即：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这也是加尔文为日内瓦教会所制定计划的中心，是按新约教会的样式设立的。他认真，仔细地设立了每个职位的规定与职责，“章程”里也有教会的整套程序“每个主日早晨9点在圣皮埃尔和圣热尔韦有主日讲道... ...中午是儿童主日学，教导要理问答，... ...下午场讲道在3点... ...此外... ...每星期一，三，五在圣皮埃尔教堂有讲道。“只要诚心去教会，每个日内瓦人都有足够的机会听神的话。 洗礼必须在教堂而不是在家里施行，是在讲台前面不是在门口〔注：罗马天主教在门口设圣水盂]，主的圣餐设在讲台边上，会众应有秩序地走上前领圣餐。 “任何人若因病三天以上不能去教会，应通知牧师... ...”礼拜六晚上是探访监狱的时间，探访对象是所有的犯人。 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谁有权决定开除某人教籍。加尔文再次论到此点，但这次要小心得多，对于有人犯罪并坚持不悔改，三次警告之后，教会必须通知他暂停圣餐直到他的生活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在这个叛逆的日内瓦，此事仍“应该以适中的方式... ... ... ...因为这些措施乃是医病之药，为的是将罪人挽救回来”，这难道太过于苛刻了吗？ 这份“章程”是加尔文为日内瓦教会写的，后来被全世界的教会所采纳。它是所有改革宗和长老会教会管理制度的基础。虽然各地教会在不同的时代作了些修改。例如，加尔文当时不得不允许“在教会目前的状况下，长老由市议会指定”，因为当时的日内瓦，教会与政府紧密联结在一起。这不是加尔文所想的，他在“基督教信仰纲要”中明确指出，教会必须脱离政府的管辖。 这里加尔文所做的最重的是按新约圣经的教导，重新建立起长老和执事制度。罗马天主教是没有带职长老和执事的[即：在社会上有自己的工作，不领教会薪水） 。加尔文恢复了基督教会里带职人员在教会中的领导地位。 这份经过议会争论，修改过的“章程”仍保持了加尔文的基本思想，后来对许多国家许多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议会在此文件的开头写上了如下的话： “以全能上帝真神的名义，我们 - 日内瓦大，小议会的全体行政长官与全体日内瓦人民，在号声，钟声之下，根据我们古时的传统... ...在我们的领土范围之内命令，建立起以下这套教会章程，并宣誓照此章程执行。因为我们视此章程来自耶稣基督的话语“。这份”章程“在纸上通过是一项成功，但将此章程付诸实践则是另一回事。 “章程”花了二个月的时间得以通过，又花了十四个风风雨雨的年头才真实付诸实施。日内瓦人民还来不及发出第一阵牢骚，瘟疫的恐怖已经来临。加尔文给布舍的信上说：“瘟疫已逐渐侵入日内瓦，我们即使能躲过这个冬天，一定躲不过明年春天。” 第二十七章 日内瓦的街上空荡荡的。学校，商店纷纷关闭。主日来到教会的廖廖几位听众，一个一个都坐得远远的，互存怀疑的眼光。街上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运尸马车的铃声。车上堆着许多尸体，因为带着致命的瘟疫菌，他们都不得正常的安葬。城墙壁外的传染病医院里挤满了濒死的人。 瘟疫来到了日内瓦。那是1542年春，有人说是路过城里的瑞士士兵带来的。在这拥挤而又没有卫生设备的窄小街道中，致命的瘟疫如野火般蔓延开来。什么样的牧师此时会到濒死的病床边安慰他们，为他们预备一颗面对死亡的心？那位法国牧师布兰特走上前来。市议会记录上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去了城外的传染病院，忠心地一只床一只床位的探访，直到他自己倒下死去。 加尔文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和家里待产的依多莱特，也提出了申请。议会的记录上记着当时加尔文被议会拒绝去医院服侍“因为教会更需要他的服事。” 瘟疫在许多城市肆虐，斯堡也未能幸免。布舍失去了温柔的妻子伊丽沙白。20年来她一直在照顾着布舍和他们家避难的人们。6个孩子死了4个。布舍的同工，那位富有学识的卡比多牧师在伊丽莎白死去前一天被埋葬。 日内瓦的瘟疫走了，可1545年又回来了。另一位年轻牧师自愿去传染病院服侍，死于医院。人们被恐惧所击而歇斯底理地相信这是一场阴谋。他们认为，有人在医院用被病人感染过的东西做成油。他们将此涂抹在人家的门把上，想要害死这些人家而占有他们的财产。加尔文看上去也相信这么回事，或许是有过那种事。在写给巴塞尔的信中他说：“神在这段时间里苦苦熬炼我们。最近发现有人在城里散布传染病已有三年之久... ...因为此事，已有15名妇女被处以火刑，有男人甚至遭更可怕的惩罚。有人在狱中自杀，监牢里还关着二十五人。但此阴谋尚未停止，仍有人在人家门上抹毒油。你看，我们是处在何种危险之中。我们家虽被试炼，神却仍然保守。“神虽然保守了加农街上这幢房子免遭瘟疫，却将一个深深的悲痛送入加尔文的家：1542年7月底，加尔文写信给刚回到洛桑的维勒特牧师：“我是在何等的焦虑中给您写信啊，妻子早产，并且仍未脱离危险，愿主保守我们。” 加尔文为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雅克司施了洗，孩子挣扎了二个星期，死了，依多莱特很久都未恢复健康，8月在给维勒特的信里加尔文说：“请问候您夫人，我代表妻子对她的友谊与敬虔的安慰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她自己太弱甚至连口述一封回信都不行。孩子的去世的确是神加给我们的一个严酷，痛苦的患难，但神自己也是一位父亲，他知道什么是对儿女最好的“。 20年之后，这位日内瓦牧师在回答敌人的指责时说：“鲍德英嘲笑挖苦我... ...说我绝后，我回答说，神曾给了我一个儿子，神也取走了我的儿子... ...但是在基督教世界里，有我无数的儿子。“这些儿子们是属灵的儿子，是跟随他教导，学习他榜样的人。雅克司死后三年，他们生了个女儿，很快也夭折了。两年后，加尔文给朋友的信上提到了要为预期的第三个孩子施洗的事，但那洗礼从未发生，孩子出世时死了。依多莱特的健康一直未恢复。后来她可以开始在屋里和后院做事，除了虚弱之外，她的不停咳嗽拖垮了她。尽管她自己身体不好，依多莱特却给加农街上这座房子带来了平安与秩序。有时身体较好，她接待不停的访客，招待他们吃，住。即使是她病了的时候，加尔文的家也仍然向客人开放。有人在依多莱特去世前两年写信给加尔文，“您在基督里的好客，在全欧洲家喻户晓”。 没有人知道依多莱特的安宁，同情与挚爱给她那忙碌而充满压力的丈夫带来多少平安。加尔文的工作量可以叫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累垮：每天早上5点起床，若是病了，毯子上也会铺满了书，每星讲道五次，教神学三次，每周四主持一次长老，传道人的查经，探访病人，犯人，他也有规律的探访会众，正如他在“章程”里规定的。以上这些是他的日常职责。但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加尔文一直在写信，他的门前集散着来自欧州各地的信使，收，发信件。日内瓦人想寄信或收信只要到加农街11号就行，加尔文的家就是日内瓦邮局。 除了写信劝告，帮助，安慰各地的人们之外，加尔文也写了许多小册子，福音单张，专题论文和书。他将书记记录下来的讲课内容编辑成圣经注释。他一卷书一卷书地教导圣经，对每个章节，每句经文都作详细的解说。日内瓦议会一点儿也没有浪费他们请回来的人，在他们要求之下，加尔文重新整理，编辑城市的法律。他和小议会秘书罗赛一起，花了大量时间，在一大堆有时相互矛盾的法律书中理出头绪，然后开始将法律归类，修改。 一个人难道能比这更繁忙吗？但他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加尔文给婚礼，洗礼写了详细的说明，并规定应该在市政府登记注册。或是有人急需帮助，加尔文会为他写上封信给市医院，“这个人的情况非常糟糕，实在可怜... ... ... ...是否可以请您们考虑帮他？... ...他是属于我们城市的人，若是陌生人我自己会没法帮助他的。“ 最糟糕的是，他还要与敌人作战。遭日内瓦城时或城外的人攻击已是司空见惯了，特别是那些不赞同他的教义的人，每次都是征战。这个渴望和平与隐静的人，不得不将他的天性放在一边，他不得不勇敢无畏地捍卫他所相信的圣经教导。有时候，他在这些征战中使用的言辞或建议的惩罚太过于强硬。 但是，他在回日内瓦后开始的那些年里，极有效地控制了他的忿怒。或许这里有依多莱特的贡献，这位默默无闻的日内瓦妇人很知足地呆在后院，耐心地，安静地伺候她所嫁的这个鼎鼎大名的人。 第二十八章 “死亡上来了，进了我们的窗户，进了我们的宫殿”耶利米先知的话在1544年至1549年年间也是真的[注：耶利米9:21]。1546年，英国的亨利八世死了，他把皇位留给了第三任皇后简西摩十岁的儿子爱德华四世。第二年死亡袭法国皇宫，狡猾的弗朗西斯一世丢下了他戴了三十二年的皇冠。他统治的时代法国满了对抗罗宗的迫害，砍头，绞刑，火刑。儿子亨利二世比其父更残酷。弗朗西斯死后两年，他的妹妹纳瓦尔皇后玛格丽特也死于巴黎。她一直深爱着哥哥，但她也保护了许多她哥哥会同意让罗马教会逼迫杀害的人们。克莱芒马路特不是国王，但他在1544年死去时却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位法国诗人将一部分“诗篇”译成法文诗歌。他写的第一批诗歌被谱成大众曲调，成为法国人非常喜欢的赞美诗歌。弗朗西斯打猎时也喜欢唱。加尔文在斯堡和日内瓦的诗歌本中让人为马洛特的诗歌配上新曲。他第一次遇见马洛特是在弗拉拉堡的宫里，后者从巴黎逃亡出来。1543年马洛特在日内瓦住了几个月，加尔文说服议会雇用马洛特，他在那里翻译了五十首“诗篇”，这些都收集在1562年出版的日内瓦“赞美诗歌集”里，他后来去了意大利都灵，死在那里。 教皇们也住在宫殿里，尽管他们自称为上帝的代言人，但也无奈于死亡。1549年，教皇保罗三世死了，他曾将英国的亨利八世开除罗马教籍，批准劳友拉的耶稣会，他也曾任命伟大的米开朗基罗为凡帝岗圣彼得大教堂的主建筑师。教皇的遗体下葬前横躺着，双脚从铁栏杆中伸出，供各地前来瞻仰的敬虔人们亲吻。 在此5年的死亡中，马丁路德的死给抗罗宗带来最大的哀痛。1546年1月路德从威登堡坐马车去他的出身地塞尔本。一路上天寒地冻。主日早上他在自己受洗的教堂里讲道。离开此地回家的前一夜突然病了，死了。62岁的马丁路德被隆重地葬于威登堡教堂。当初他就是在此教堂的大门上钉上了他的“九十五条抗议书”。埋在他身旁的，是保护者弗德里克王子他的。墨兰顿在葬礼上哭了。他为他的主人哭泣，他为一年多来进入路德宗各教会的麻烦，不和哭泣，此后有更多的此类痛苦和不和。现在路德一死，这些问题会更严重，在德国找不到一位坚强的领袖来继承路德，他被称为宗教改革之父。 在日内瓦加农街上的那幢房子里，可以找到那位坚强的领袖。路德以他英雄的勇气所开始的宗教改革，将会由加尔文以他卓越的头脑与永远不停止的笔，来继续下去并予以完成;路德将抗罗宗教会猛力从罗马教会拔出，带来了宗教改革，加尔文将会建立教会，使教会付诸实践。他将宗教改革的真理写在纸上，并向人们解释，那重新找到的神的话应当如何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这一切，那坐在书桌前，走在通往圣皮埃尔或议会厅卵石路上的日内瓦改教家并不知道。马丁路德离世时，他正忙于战斗之中。他在讲道，在教课，他在接待访客，在写信，在写书，在写论文。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他一天都没有退缩过。 没有人从他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里和坚毅的嘴角上看到那正在吞噬他心的新的痛苦：依多莱特病了，医生泰克斯特经常在她床边，但也无能为力。1548年8月加尔文写信给维勒特说：“我妻子请求您为她祷告，她被疾病折磨得支撑不住。有时似乎有所好转，但随即又病倒。”那极度的虚弱和不停的咳嗽是不是肺结核的症状？这是一种当时的医生所不明白的疾病。 1549年3月初，依多莱特病得起不了床。她丈夫则被各项不停的工作和问题煎烤着。来自法国甚至意大利的难民蜂拥进日内瓦，他们需要住处，需要工作。那些生活不检点的放荡派竭尽全力来刺激加尔文，搅起城里人们对他们的不满。他正在编辑“希伯来书”注释，献给波兰国王奥古斯塔。在这一切繁忙之中，他尽量抽出时间在妻子的病床边陪她，直到下一件事把他拖走。 依多莱特安详地等待着死亡。她一生都未抱怨，现在也没有抱怨。临死前三天，一群人聚在她床边为她祷告。加尔文再次向她保证会照顾她的两个孩子。依多莱特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已经将他们交给了神。”加尔文回答说，这不会阻碍他为孩子们做他所能做的。依多莱特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你是不会不照顾那些交给了神的人的。“3月29日，依多莱特认真地听着一位前来安慰她的传道人的话，然后大声地说话。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心已被提升起来，以下是她的话：“噢，荣耀的复活！噢，亚伯拉罕的神，我们众先父的神！在过去那么多岁月里他们信靠的就是您，他们的盼望没有落空，我信靠的也是您！“ “这些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喊叫着祷告出来的。六点钟了，我不得不出去。7点后他们把她转到另一间屋里，她一下子恶化，感到自己不行了，马上说：『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来祷告，请大家为我祷告。』这时我回来了，她已经不能说话，看上去神志已不清，我对她说了基督的爱，永生的盼望，我们的婚姻。她就要离开，然后就开始祷告... ...她听着我的祷告，注视着我，8点之前她去了。如此安详，在场的人都无法分辩她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是加尔文在信上向法雷尔详尽的倾述。 加农街上这个背负重担的人，孤身一人。一个星期后他写信给维勒特：“我的悲痛决非一般的悲痛，我失去了一生最好的伴侣。”在给法雷尔的信上说：“我将尽全力不让自己被悲痛所完全淹没，朋友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能力设法安慰我... ...愿主耶稣坚固我... ...若不是主，这样沉重的苦难早就压垮我了。但他扶起跌倒的，使软弱的变为刚强，让劳苦担重担的得力量。他从天上向我伸出他的手。“ 在依多莱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加尔文一次讲道也未担误，一堂课也未拉下，一次会议也未缺席，甚至没有人看出这个大理石般的男人里面那颗焦虑的心。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关上门与悲伤搏斗，在街上，在讲台上，他将这一些掩藏起来，照常他的一切工作。 三年前亲身经历过失去妻子的刻骨铭心般悲痛的维勒特写信给加尔文：“我听到了那些关于您的，难以置信令人惊叹的消息... ...您怀着一颗如此破碎的心... ...竟然... ...非但履行了并且超过了您一切的职责... ...继续您所开始的吧... ...我最迫切地向神祷告... ...好叫您每天蒙更大的安慰，得更大的力量。“ 加农街11号里的生活仍然继续着。弟弟一家都在，朱蒂丝一直住到她结婚。皮埃尔，一位驼背的仆人来照顾加尔文的生活。可是少了依多莱特，这个家是多么不同啊。既使是她躺在床上的时候，她仍将她的安宁传遍整幢房子。在1550年的一封信中，加尔文写道：“我的妻子，那位具有罕见品格的人，一年半前去世了，现在我自愿选择过一种孤独的生活。“ 第二十九章 “你自己知道，或者至少你应该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天上主人的法律对我来说是那么宝贵，我存一颗清洁的良心来维护它，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畏缩，后退一寸！“说出此番铮铮之言的人，字字当真，决非儿戏。他是被要求回到日内瓦来的。现在，他正在把日内瓦变成一座这样的城市 - 在那里，他天上主人的法律将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意味着争战，一连串的争战。 从1541年到1555年，那十四个暴风骤雨的年头里充满了争战。加尔文也用他的笔与日内瓦城外的异端与逼迫作战。在这一系列的征战中，他在自己的时代已经名扬四方。他是如此的强硬而才华横溢，人们不是热切地跟随他，就是切齿地恨恶他。1551年，在老家挪扬，教士们召集大会庆祝他的死，后来才知道那是误传。1552年挪扬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市区绝大部分的房子，他家位于“玉米市场”广场的房子曾奇迹般地幸免，但后来却被人愤怒地焚毁。在里昂，报告他死亡的消息不下十次。他的敌人们等不及他的死。罗马教廷视他为头号敌人。 一个勇敢，坚强的斗士，这就是约翰加尔文吗？许多人知道得比这更多。他们知道，他因着基督的原故，是成千上万人的朋友，他们看到，他是怎样选择过一种谦卑的，几乎是贫困的生活，他们知道，在这一切的难处之中，他仍然享受神所创造的美丽大自然;加尔文玩游戏，也开怀大笑。尽管他每天被日内瓦的麻烦所缠，他的双眼从未离开过世界。他以他的言行为他的主影响着这个世界---他也以他的言行影响着这个世界。目的是为了他的主。他非但不喜欢斗争，且毕生都致力于抗罗宗各教会的和平与合一。若要真正认识约翰加尔文，你必须以这种方式来看他：他的斗争是为了使耶稣基督的教会得以纯洁，为了忠诚于神的话语而进行的战斗。 约翰加尔文是一位朋友，一位诚实，慷慨而全心诚意的朋友。他一生都有极亲密的朋友。他在基督里有着千千万万的朋友，许多人从未见过这位写信安慰，激励他们的人。法雷尔与维勒特是加尔文后半生二十八年里的挚友。前者雷厉风行，勇猛无畏而充满活力;后者稳重，慈祥而学识渊博。法雷尔比他大十二岁，维瑞特比他小二岁。加尔文在他的“提多书注释”的序里说：“我不知道在常人的生活里是否会有像我们这样的朋友，会有我们这种在工作上的紧密联结。我将此书献给基督的两位重要仆人，在主里最亲爱的弟兄与同工威廉法雷尔，彼得维勒特。将此“提多书注释“献给他们俩，是因为我要象提多完成保罗在克里特已经开始的建造教会的工作那样[注：提多书1:5]。我所做的是法雷尔和维勒特在日内瓦冒着极大危险，成功地开始了的工作“。加尔文现在正在努力完成。说到他们间迅速建立起来的友谊，加尔文接着写道：”我与你们都在此作牧师，你我之间非但没有任何嫉妒，反而成为一“。 这篇献词是加尔文在依多莱特去世8个月之后写的。朋友对于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珍贵。这三个朋友并非没有分岐。温和的维勒特一般不会与他们产生争论;但法雷尔与加尔文之间一向直言相对，从未有过一点儿躲躲闪闪。然而，在他们直言不讳之下，是他们的友谊与基督仆人间合一的坚固基础。加尔文帮助朋友时毫不迟疑，听说法雷尔需要一名管家，他帮着找到了一位敬虔，正直且上了年岁的妇人。因为他知道，不能给一个老单身汉找年青的女管家。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分岐是1558年法雷尔要娶一位年轻姑娘---另一位管家的女儿。 1540年维勒特的妻子去世时，加尔文劝这个“整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座重担”的人到日内瓦来，休息调整一下，他写信给维勒特说：“马上到我这里来，让我们一起找回您的心，听那边的人说，您好像整个人死了一般。“另一次，传说维勒特中毒快死了，加尔文让医生特希尔特随时准备换乘几匹快马冲到洛桑去。但后来证实那是谣言。 接下来是为维勒特找老伴。加尔文写信给一位朋友：“你大概知道维勒特弟兄还想结婚，为此事我和他一样着急。我们这儿人倒是不少... ...但没有看到一位满意的... ...你若发现有合适的人... ...请告诉我。“结果，维勒特自己找到了。加尔文为他们证婚，祝福，后来又不断写信问候他们和他们的三个小女儿。 法雷尔和维勒特是加尔文晚年作牧师时的好友。但那些童年时代以及在巴黎，奥尔良作学生时的人们，也仍然是他的朋友。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到日内瓦来找他，或写信给他。加尔文在挪扬一起长大的小汉昂热告诉加尔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搬来日内瓦住。另一位是他在奥尔良读法律时的挚友德尼埃尔，尽管他知道了抗罗宗的教导，加尔文也极力劝他遵循，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罗马天主教。俩人在法律系做同学28年之后，1559年德尼埃尔写信给加尔文，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去了日内瓦。加尔文帮助了他的儿子，并写信给老同学：“我仍珍惜您的友谊... ...我愿随时为您服务。”随后还寄去了几枚金币送给德尼埃尔的女儿作新年礼物。加尔文仍记得多年前德尼埃尔为他所做的。 另一位学生时代的朋友搬来加农街与加尔文做邻居，他是米契尔科普，就是当年和加尔文一起逃亡的巴黎大学校长尼古拉科普的弟弟。那位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纪尧姆布迪一家也搬来了日内瓦。布迪死于1540年，搬来的是布迪夫人与四个孩子，后来其中的约翰成为加尔文的挚友之一，也成为日内瓦议会的重要议员。 依多莱特去世后一个月，八位法国绅士来到日内瓦请求留下。其中之一是英俊的西尔多伯撒。当年在希腊文教授沃尔马家里见到加尔文时，他才十二岁。伯撒从小由两位未婚而富有的叔叔扶养长大。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他曾过着无节制的生活。他的经历有点类似加尔文，学了法律并且由叔叔安排从教会领取好处。一场大病后，伯撒变得严肃起来，转向了抗罗宗信仰，并决定去日内瓦。住在沃尔马家的这个男孩子已经成材，可以被基督的教会所用。洛桑大学邀请他去作希腊文教授，伯撒接受了。离开之前在圣皮埃尔和一位法国姑娘举行了婚礼，加尔文牧师主持婚礼。他写信给另一位牧师，“我有幸与加尔文，维勒特建立了友谊... ...每当我想到能成为这些的人朋友时，我非但忘记了流亡的痛苦，我也深深地体会出泰米斯多司的名言：若非流亡，我就真的迷失了。“ 这位流亡的伯撒于1559年回到日内瓦作牧师兼日内瓦大学校长。他后来成了加尔文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收集了加尔文的书信，编写了加尔文传，并于加尔文死后任日内瓦教会领袖四十年。加尔文与他的朋友们，包括基督教领袖们，并非对所有教义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例如斯特拉堡的布舍，他后来被迫流亡英国后，在剑桥大学任教授。他在英国很孤独。那里湿冷的气候也使他常常生病，“我真巴不得我能帮助您减轻负担，减少您心里的痛苦。我能看出您在受折磨”。加尔文是在给一位朋友，给他在斯堡时的父亲写信。在很多地方布舍是路德宗，他也曾是著名的沃姆斯会议上路德的伙伴。 慈运理的后继人，苏黎士富有才华的布林格也是加尔文的朋友。在他们许多的书信中，他俩讨论了基督的教会，教义和教会的问题。遇到争议之处，双方都可以用坚定，强硬的措词对话，但他们间的友谊却一直非常亲密。 当然还有那位温和的墨兰顿，老年时为路德宗教会内的麻烦，争斗而担忧。他是加尔文的朋友，有时候加尔文会强烈地指责他在路德宗教会中，站不稳立场。加尔文请求他在主的圣餐一事上，明确宣告他的改革宗观点，可是墨兰顿总是退缩下来。他本来可以减少改革宗与路德宗之间的距离，但他拒绝了。即使如此，加尔文仍尊敬他。1560年4月墨兰顿死于威登堡，葬于路德身边。直到死，他都不愿开口。在路德宗与改革宗不停地争议中，加尔文喊道：“噢，菲力浦墨兰顿，我求您为我作证！您现在与基督一起在神面前，等待着与我们一起分享那蒙福的安息。当您被重担所压，为劳苦所迫时，您曾一百次地表示过想与我同生同死，我愿意一千次地与您生活在一起，那样，您就一定会变得坚强，愿意站出来... ...“。尽管加尔文极盼望抗罗宗各教会的合一，但他仍然爱着那位因其咸默而此合一变得更不可能的人。加尔文的朋友并非都是大人物，弗拉拉，斯特拉堡以及许多瑞士的城市，凡是他去过的地方，加尔文都有朋友。即使是那些他从未去过的地方，只是要是他的信所送到的地方，他就有许多朋友。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在基督里的人们收到过他们在日内瓦的朋友的信。这位日内瓦牧师一再写信给法国受迫害的普通百姓，很多信是送到监狱去的。他帮助他们，与他们站在一起。许多基督徒从他们从未见过的那个的写信人的信里得着力量，从容地走上火刑架。每年数以千计地涌进日内瓦的法国难民们发现，加尔文是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为他们找到家，他说服议会办起一家服装厂使他们有了工作，他建立起各种语言的教会，有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佛兰芒语，他从未因工作太忙，病得太重而未能替人找到住处，找到工作，找到妻子，找到仆人。 日内瓦加农街头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位朋友，他不但是基督的著名的斗士，也是基督里一位忠诚的朋友。 第三十章 “我们家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铺，没有一样是我们的... ...那些谣言到底是哪儿来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 ...我从未有过买一亩地的钱... ...“但是敌人散布谣言说加尔文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地产。甚至罗马教皇都知道加尔文的贫穷，并且是他自己选择贫穷的。保罗三世和皮乌斯四世教皇在加尔文死后，先后评论过：“那个异端的力量，就因为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在罗马教廷，这种态度是闻所未闻的。 一天，红衣主教撒道莱特隐姓埋名，路过日内瓦。他就是那位乘加尔文被赶出日内瓦时写信试图把日内瓦拉回罗马的主教大人。撒道莱特想要亲自看一看这个替日内瓦写了那封著名回信的抗罗宗领袖。他站在加农街这幢简陋的房子前纳闷地问自己：这里难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加尔文住的地方？他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加尔文。身穿一件黑布袍子。撒道莱特顿时目瞪口呆，那些应该来开门的仆人们哪儿去了？在罗马，既使是主教们都住在豪门大宅，有仆人随时侍候。大主教，红衣主教们则像君王一样，住的是宫殿。眼前这位整个抗罗宗教会最有名的人竟住在这间小黑屋里，自己来开门！ “我是真正富裕的人”，加尔文说：“因为我对自己仅有的完全知足”。这些仅有的有时候不够招待客人以及支付上门要求帮助解决医药费的穷人，但加尔文从未接受议会帮助。1546年议会记录上有下面这段记录：“加尔文病了，没有钱支付全部的医药费，议会送了他十块钱。之后加尔文将钱还来，议会决定用这笔钱买一大箱葡萄酒，让他无可推辞。加尔文还是从工资里拿出十块钱，要求作为帮助最穷困的传道人之用。就在这一年里，他因为第二孩子的病负了债。那个小女孩很快就死了。这一年议会作出决议：“本议会决定，将加尔文目前使用的，属于我们城市的家具，全部赠送给加尔文”。加尔文这才在属于自己的桌子上吃饭，在属于自己的床铺上睡觉！ 有一年，他一身的疾病使他不得不向议会借了二十五块钱。当他将钱归回时，议会拒绝接受。他告诉他们说：“若不接受这笔钱，我就不上讲台，我也拒领这一部分的工资“。 另外一次，牧师们请加尔文出面为他们要求增加工资，他向议会建议降低他的工资，与其他牧师们均等。敌人寻找借口攻击他，捏造事实说他很富有。在他的“提多书注释诗篇注释“序里，加尔文作了回答：”若有人在我活着的时候，不相信我既不富裕也无钱财，那么等到我死的时候，就可以向他们证明“。后来他的话被证明是真的，死的时候，加尔文所有的家产加起来不足二百五十元。假如他活得再久一点，他会更穷，因为他已经拒绝了他生命最后四个月的工资，他说他没有挣得这份工资，怎么可以接受？ “我因自己的境况而知足，我永远都高高兴兴地生活在贫穷之中。”在这一点上，加尔文也跟随他的主人。然而加尔文却快快乐乐地享受那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他享受上帝所创造世界的美丽：“天上小鸟的飞鸣是向神歌唱，地上走兽的吼声是向神呼叫;万物对他存敬畏，群山回响着他的名字;波浪与泉水向他仰望，树木与花草向他欢笑。“这些是1535年加尔文在为奥利维坦的法文新约译本作的序中所道出的富有。 加尔文也不乏幽默感，常有诙谐之语脱口而出。与朋友一起时，开怀大笑。只要身体允许，他也做些运动。有时和牧师们骑马到郊外，有时在后院散步，欣赏湖色。偶尔也玩一下游戏。也去一下弟弟安东尼在郊外的家。那是一种类似投马蹄铁的游戏，他也喜欢与别人挑战，玩一种在桌上投钥匙球的游戏，看谁投得远而又不掉到桌下去。偶尔也打一下室内球。但加尔文没有时间运动，就像一位在风浪中掌握舵把的船长，他忙于要将船安全地驶进港弯。这艘船不仅仅是日内瓦教会，也是整个抗罗宗教会。日内瓦的问题已足够把加尔文牧师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加尔文注视着世界其它地区，各国政府，各处战争，各项条约和各种政治阴谋，他都了如指掌。这些事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它们本身，乃是因为它们影响整个基督的教会，这才是加尔文最关心的。为了建造教会，他写信给国王们，王子们，他把他的圣经注释献给那些同情宗教改革的统治者：“希伯来书注释”献给波兰，“使徒行传注释”给丹麦，瑞典，四封新约书信注释给德国公爵，他为奥地利的抗罗宗写了一本基要真理问答，他给正在举办另一次帝国会议的查尔斯皇帝写了封长信，列举改革的许多要点。 加尔文写信最多的，是英国的少年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七年统治期间。后来这位年轻的英王死于16岁，小国王的叔叔萨默塞特公爵是摄政护国会，坎特伯雷大主教汤玛斯克兰麦也是摄政官员之一。他曾协助亨利八世改变了英国教会。原因是教皇不同意他离婚。此时，克兰麦主教正着手改革英国教会。加尔文兴奋不已，又一个伟大国家加入抗罗宗行列，他以他的笔竭尽全力来帮助，坚固英国教会。1548年他将“提摩太前书注释”献给萨默塞特公爵并附上一封长信，为英国教会的改革提出建议。“愿主使您成为他圣殿的修殿者，好叫您侄儿的国度可以比美于约西亚” - 那位旧约少年国王[注：历代志下34章]。 公爵非常感激加尔文的话，公爵夫人还给加尔文寄去了一只戒指。两年半后，加尔文派了一名牧师去觐见那位十四岁的国王。他带去了加尔文最近写成的两本圣经注释，一本是“以赛亚书”，一本是“彼得，雅各，约翰，犹大书”，“特意献给尊贵的英格兰国王 - 真正的基督教王子爱德华四世陛下“。 爱德华四世去世前一年，加尔文送给他一份礼物，那是一本小册子，书名为“约瀚加尔文牧师四篇讲道集”，在附上的信里，加尔文深情地写道：“成为国王的的确确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尤其是成为英格兰这样国家的国王... ...但我毫不怀疑，当陛下将王位与基督徒的名字相比时，前者就成为无足轻重了。正因为如此，上帝给您这样一种无价的特权，让您成为一位基督徒国王“。 加尔文写给法国皇帝的信里就不能这样说了，在弗朗西斯一世和儿子亨利二世统治下，法国不断地迫害基督教。在他们统治的四十五年里，共有五万多抗罗宗被杀害，成千上万人流亡。在莫市，十四人在广场上被吊成一圈用火烧死。三十年前这里曾是法国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一位巴黎的教授被投入站不直躺不下的深坑里，六个星期后烧死。1545年由于一位红衣主教向国王谎言诬告，法国西南部山区的瓦丹西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三千名勤劳，敬虔的男女村民及儿童丧生。惨案中，有40位妇女逃进一座谷仓，妇女们冲出来，被士兵的长刺刀一一刺死。许多村庄被毁灭，逃进森林的许多人饿死在那里，一部分人最后逃到了瑞士，将此恐怖消息传出。这些迫害深深地扎着加尔文的心，他给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写信，两次去其他瑞士教会，为那些难民募款，说服瑞士各地官员写信给法王抗议，后者回答说，你们小行政区管好自家的事就可以了。 在法国的迫害和德国教会的内部争吵之中，加尔文努力使教会合一，至少是将慈运理派的瑞士各教会和日内瓦的教会联合起来。与路德宗联合起来的希望随着路德越来越难预料的脾气和墨兰顿的软弱，路德宗各地教会内一些激进分子的出现，以及后来路德过世而变得越来越渺茫。现在加尔文满怀希望地与慈运理派的领袖协商瑞士教会的合一。他们之间的障碍仍然是对圣餐的不同解释。1548年加尔文写信给慈运理派的领袖布林格：“我比您更强调基督与圣餐的同在（属灵上），但我们不会因为此点而不信同一位基督，我们同样都在基督里“。他将论圣餐的二十四条寄去，作为讨论的基础。 依多莱特去世后六个星期，让加尔文很感安尉的，是他与法雷尔一起去了苏黎世与布林格等人一起讨论。合一看上去近在咫尺，加尔文也收到布林格的回信：“这是我所收到您寄来的，最令人愉快的信... ...我很高兴，没有什么东西特别阻碍我们之间的认同... ...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因为基督是我们共同的主“。 1549年的苏黎世“共同纲要”就是此联合的证据。这个文件基本上出于加尔文之手。两年之内，所有的瑞士教会都在上面签字。加尔文至少在他寄居的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上教会的联合。加尔文死后两年，1566年瑞士众教会的合一终于完成，并产生了著名的“海尔凡帝克信仰告白”日内瓦牧师一直盼望的事终于成就了。 在英国，克兰麦主教也想让教会合一。爱德华四世期间，英国的许多领袖都倾向于加尔文的教导，布舍也在英国并对此起了不少影响。克兰麦想召开一个教会大会，讨论抗罗宗教会在教义上的分岐。当时正值1552年罗马天主教举行天特总会[注：专门针对抗罗宗的会议]。他写信给加尔文，布林格，墨兰顿等说：“我请求您能前来参加此次教会大会。我们难道应该忽视召开教会大会的重要性吗？这样的大会有助于澄消，维护，重申真理。”第二年，英国的少年国王死了。这个教会大会一直未能开成，克兰麦本人也在血腥玛莉统治期间被火刑烧死[注：血腥马莉是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天主教女皇，以大肆迫害，屠杀抗罗宗人士而获此称号]。 一向盼望抗罗宗教会合一的加尔文，在给克兰麦的回信中说：“召开此次大会事关重大，我愿为此大会作最大的贡献，假如我的身体能如我的心愿一样，哪怕是穿越十个海洋我也会欣然前往。“ 加尔文这位忠诚的朋友，对金钱毫无兴趣的谦卑之人，这位具有长远眼光为各国基督的教会和一不遗余力的牧师，在建立的教会上，在使教会变得更为纯洁，更为圣洁的征战中，同样也是无畏的勇士。 他不像路德和法雷尔，天生就是英勇的战士。他恨恶哪怕是最小的战斗。但是，当神的工作要求争战时，加尔文随时愿意上阵。 第三十一章 一个接一个的敌人来到日内瓦与加尔文争战。 第一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轻学者卡斯悌里奥。加尔文曾亲自任命他为此地高中校长。他翻译了新约圣经，并且想翻成一本最通俗的书。他请加尔文推荐，出版。加尔文认为此译本太粗糙，有些地方不准确，但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卡斯弟里奥为每一处错误争辩。后者认为加尔文不诚心为他推荐而恼火不堪。事实上，对于卡期悌里粤的信仰，教义加尔文也不能同意。这个二十六岁的校长宣告说：“雅歌”不是圣灵启示的，只不过是所罗门的爱情故事，不属于圣经。他不同意“使徒信经“中那句”下到地狱“的话[注：”使徒信经“是古教会基于使徒们的教导总结，概括出来的教会第一份信仰告白，成文与第四世纪之前]。他也否认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那些得救的人，以上这些加尔文都未与他争论。直到他提出申请，要成为日内瓦牧师。他说校长的工资太低了，小议会同意了他的申请，但推荐，按立牧师的最后决定由教会作出，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教会拒绝了卡斯悌里奥，原因是他所持的观点，教义不符合圣经，但教会提议给校长增加工资。 当不上牧师使卡氏恼羞成怒，他辞掉校长的职位。加尔文为他写了封推荐信给洛桑的维勒特牧师：“我为他自己的决定感到很难过，请您务必尽力帮助他。“ 但他到洛桑后没有找到教师的工作，又回到日内瓦。1544年的一天，他出现在牧师，传道人和其他人一起的下午聚会上。加尔文正在讲解保罗的话“... ...在凡事上证明我们是神的仆人... ...。“[注：哥林多后书6:4] 卡斯悌里奥突然站了起来，打断加尔文，用嘲讽的口吻说：“你们这些日内瓦的牧师可不像保罗，你们总是随心所欲，喜怒无常，生活放荡，把你们的时间浪费在荒宴之中。“加尔文没有回答，他控制住自己，合上圣经离开了。 小议会决定由他们来处理这次公开侮辱牧师的事件。他们下令卡斯悌里奥离开日内瓦。他走的时候加尔文和其他牧师们还是给他写了推荐信，他们虽然不同意他成为牧师，但仍推荐他为学者。但他却满怀对加尔文的仇恨离开日内瓦，并因着此仇恨后来出版了一本谴责索维塔斯火刑一案的书。 第二位向加尔文挑战的敌人是皮埃尔阿莫克司，他妻子是日内瓦城里赫赫有名的放荡自由派，公开与多人姘居。但小议会在皮埃尔的离婚案上拖着迟迟不办理。最后离婚被批准，那个女人被判6个月刑，但他因离婚案的拖延而非常恼火。另一件事让他恼火的事是他的生意：他是做赌博牌具的，因为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后强调法律应该付诸实践，他的生意大不如前。一天晚上阿莫克司请了四位朋友到他家喝酒。几杯下肚，他开始攻击加农街上的法国牧师和其他人。他大发牢骚，那几个朋友也不断点头表示赞同。后来这几个两面朋友又去议会告发他。这在当时是触犯法律的，而他本人就是议员，结果他被捕入狱待判，加尔文要求将此事公开处理，以作警告。但小议会决定让他私下道谦了事。 这一决定使加尔文非常生气，因为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时，类似的过犯都被处以公开羞辱的处罚，但他却能以关起门来道谦了事。 加尔文在牧师们的支持下要求公开处罚这个毁谤教会，侮辱牧师的人。 加尔文的敌人们看到这是一个闹事的好机会。很快，牢骚声，威胁声渐渐响了起来，人们擦起他们的火枪来，阿莫克司住的圣热尔韦区最为混乱。为了防止人们闹事，小议会议员们一起走到河对岸的圣热尔韦广场维持秩序，广场上什至竖起了行刑架以示警告。 很快小议会重新通过了判决：被告皮埃尔阿莫克司因为侮辱神，诽谤议会，诽谤加尔文牧师的罪，本议会宣布判处游街示众。“你剃光头发，手持蜡炬，先跪在市议会厅前大声承认自己侮辱了神，诽谤真理，声称加尔文牧师传异端，然后游街到城里的三个公共广场作同样的认罪，以此示众“。 1546年4月15日，皮埃尔阿莫克司按市议会的判决被游街。怀看好奇心的人们纷纷围观，人们很快认识到加尔文真的要求议会执行法律。穷人为此很高兴，钱财，地位哪怕是议员的地位也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对那些有钱有势的放荡派来说，这可不是件好事，他们对加尔文要把纪律带到这个腐败的城市来恨之入骨，他们恨他也因为他是个外国人。他们明里，暗里要与加尔文决一死战，他们支持每一个挑战加尔文的人，外来的敌人来了又去了，但这些自由派整整经过了十四年才被击败。 放荡派中叫法尔夫的那家尤其痛恨加尔文。这是一家极富有而放荡的豪门，父亲弗朗科索瓦已经几次三番被证实犯了奸淫罪。他说他真希望自己是小议会的行政长官，那他就可以把日内瓦带回到无拘无束的老日子中去。他儿子加斯帕尔也因行为不检点坐过监，出狱后，他故意纠集了一群狐朋狗党到加尔文正在讲道的教堂外大声喧哗地玩游戏。另一个儿子叫约翰，有一次竟在自己的婚礼上应当庄严宣誓说“我愿意”的时候，捉弄人地摇摇头。他们家最糟的要数满嘴脏话，藐视一切权威的女儿弗朗塞斯卡，她嫁给了市议员兼日内瓦军队的首领阿米培林。 1546年三月，就在阿莫克司公开认错之前，弗朗塞斯卡与丈夫在行政长官科纳的婚宴上当众跳起舞来，早在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之前，城市的法律上就规定不准跳舞。现在，在教会的催促下，各项法律都要实施。 事后，科纳在小议会里为此事作了诚意的道谦。但当弗朗塞斯卡被叫到小议会来时，她暴跳如雷，对着议员们破口大骂：“你们这群蠢猪，无耻的骗子... ...“法警只好把她拖了出去，她丈夫培林突然想起要去里昂办件事，而暂时逃脱了惩罚，弗朗塞斯卡被关了几天后，女看守放了她。 她对加尔文恨之入骨，威胁着说：“走着瞧吧，总有一天再把你踢出去” 加尔文几次试着与法尔夫家处好关系，特别是与培林。当年他曾是日内瓦派到斯特拉堡去请加尔文回来的特使之一。可他热衷于放荡的生活，即使如此，要不是他老婆那可怕的怒火催逼着，他还是可能被说服的。加尔文给培林写了一封坚定然而又不乏忠告的信：“我回日内瓦来既不是来过休闲生活，也不是来图什么好处，即使再次被逐，我也不会感到伤心... ...，我回来是为了教会与城市的安全... ...我至死也不会改变初衷。“他催促培林要认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也劝告培林，愿神向你显明来自忠诚朋友的，哪怕是鞭子也比虚伪之徒的恭维之词更宝贵。“ 培林和他岳父一家的怒火在继续燃烧。此外，还有两位站出来与培林一起做放荡派的领袖。一位叫菲利贝尔贝尔特利耶，父亲是有名的爱国英雄，为日内瓦的自由战死。菲力贝尔可不像他父亲，他华而不实，然而又刚恢自用。另一位叫皮埃尔旺代尔。他最喜欢的就是穿金戴银在公共场合被人羡慕，受人伺候，他也曾因放荡和污蔑教会入过几次狱。此三人带领日内瓦的所谓抵抗势力要与加尔文正在建立起来的秩序和清洁生活决一死战，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与加尔文斗。 1547年发生过一场“马裤”事件：一年一度的射靶节游行到了，培林想让他的部下穿上极不端庄的紧身开衩的马裤游行。他向大议会提出此要求，他认为小议会会阻挠他。加尔文在会上指出，他反对的并不是马裤，而是要指出这种花哨衣着与奢侈生活不是一个好趋势。大议会否决了培林的要求。没有那套开叉时装，他不愿和部下一起游行。于是，这位加尔文称之为“我们的喜剧凯撒”的培林突然踏上了旅途。培林虽然在马裤事件上败下阵来，但他和那些放荡派与加尔文之间没个完。这位加尔文称之为“我们的喜剧凯撒”阿米培林突然踏上旅途，他不愿和部下们一起游行。 第三十二章 日内瓦的不满之情像片阴燃之火，等待风向再次暴发出熊熊火焰。教会在城里各处的监督工作做得很好，十二位长老在各自所住的区内留心观察，监视不法行为。每个礼拜四早上，违法者被叫到小议会来受审。有人不参加主日敬拜，听道，躲在家里打牌，有人在教会里大声说笑，喧闹影响教会秩序;有人听到驴叫，嘲笑说，它在唱赞美诗呢，此人被罚赶出城外三个月。其他还有醉酒，偷窃，打架斗殴，奸淫放荡等等犯法之行。 要把这座素来以邪恶，放荡著名的城市转变成为神子民的教会，的确是任重道远。议会作决定时常常前怕虎后怕狼，经常是加尔文和其他牧师们站出来，按照神的话敦促，批评并谴责，并且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城市和教会才是合乎上帝话语的。 有一阵子小酒店纷纷关门，餐馆改成了“雅培”，每家都有一本打开着的法文圣经，吃饭前客人必须谢饭，否则不予接待，晚上9点即关门。 1547年7月，弗朗塞斯卡又与教会发生冲突，她因为不检点被牧师们召来，她对着阿贝尔朴平牧师破口大骂。还未等议会宣布惩罚，她逃出了日内瓦。出城时她在一条小街上看到朴平牧师走在前面，她策马向他冲去，企图撞倒他。马从牧师旁擦身而过，她掉过头，扔出一大堆恶语，飞奔而去。 第二天圣皮埃尔的讲台上出现一封匿名信，所用的语言是本地很少有人知道的萨佛依语，“你这个大肚子[波平的名字含矮胖的意思]，你和你的同僚们若能闭上嘴会对你们有好处... ...你若逼人太盛，你会后悔的... ...你听好了，到时别怪我不客气。“能说，写萨佛依语的只有格吕埃，他曾是天主教教士，被怀疑涉及维勒特，法雷尔下毒案而开除神职，那还是加尔文来日内瓦之前的事。 格吕埃独居在一幢房子里，他的不道德生活也是出了名的。议会对他住处搜查，发现一些他写的污蔑教会，诽谤国家（即日内瓦）的信件与文章，有些内容明显地犯了叛国罪。在当时的刑法之下，他承认了那些匿名信是他写的。议会以多数通过了判决，砍头示众。按照当时的法律，这是公正的惩罚。三年后，有人从他屋里墙缝里发现一篇二十四页的文章，其中包括对基督的轻蔑，说他是“无能之辈”，对童女马利亚的子羞辱，说她是妓女，还把使徒们嘲讽是“一伙流氓”。事实上，加尔文与格吕埃事件毫无关系，但人们仍因为加尔文的改革，把此事归在他头上。 1547年12月，日内瓦大议会召开会议，加尔文在往市政厅去的路上听到吵闹声。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些议员手里挥舞着剑，争得面红耳赤。加尔文跑过去喊道“你们若真要动刀，就从我开始！“后来加尔文在他的信上写道：”朋友们把我拉了出来，生怕我受伤“，刚才还怒气冲冲的议员们连惊带羞地走进议会室。加尔文对他们作了一篇长长的，诚恳的讲话，但他也知道，光凭讲话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有时就像是对牛弹琴。沮丧，失望的加尔文写信给维勒特：“他们的邪恶竟达到如此地步，我简直就想放弃这个教会了，真的，我真的垮了，除非神向我伸出手”在给法勒尔的信上说：“愿神垂听你为我们不停的祷告。“ 培林及其同党高兴地按奈不住。1549年春，更多的放荡派被选进了议会，他们在大议会里已经能与支持加尔文的议员相抗衡。他们虽在小议会尚未占上风，但也已有相当的势力，培林自己也当选为行政长官，可谓是春风得意。 放荡派的胆子越来越大，加尔文走在街上，包围他的是侮辱和嘲笑，甚至孩子们也恶语相加。有人把加尔文的名字中抽出4个字母，组成“该隐”一词诋毁他，有人把自己的狗叫“加尔文”。一次，一群无礼之徒在桥上遇见他，甚至想把他挤下桥去，下面是冰流的罗纳河，这情景就像1538年他被逐出日内瓦一样。 这年春天正是依多莱特病重，去世的那段时间，放荡派对加尔文的仇恨达到了新高潮。加尔文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更不用说爱妻的去世。正如他信上所述： “请相信我，我灭亡了，除非神向我伸出他的手。” 这时又出现了两人新的敌人，俩人都曾是天主教隐修士。他们从神学二攻击加尔文，放荡派也乐得看好戏。先是1551年来日内瓦的博尔赛。他已脱下修士的蒙头斗蓬，变成了江湖郎中，并自诩为神学家。虽然他不和加尔文当面冲突，但在别人面前批评加尔文的神学。 一个礼拜五下午，附近镇上来的牧师讲完道后，留下时间让听众讨论。博尔赛站起来谴责拣选的教义。他说这一教义纯粹是“胡说八道，荒唐可笑”，你们把上帝变化了暴君，若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决定了一切，那么他就要对罪负责。那个教你们这些东西的加尔文是个骗子，你们跟随他是疯了。 正巧这时加尔文进来，他站在后面听着博尔赛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然后出乎他意料地走上前去，驳斥博尔赛，捍卫拣选的教义。加尔文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引述圣经中所有关于拣选的教导以及教会先父们如奥古斯汀的教导。以圣经进行辩论，谁能在加尔文面站立得住？小议会对博尔塞下了逐客令。 博尔赛老年时写了一本关于加尔文的书。敌人所写的关于加尔文的所有书中，这本可能是最恶毒的，里面充满了谎言，指责和作者的想像力。 1552年，小议会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关于神拣选的辩论。这次加尔文的对手是土生土长的特罗利耶，他也曾作过独身隐修士，现在与放荡派为伍，反对加尔文，说他可以证明加尔文的“基督教信仰纲要”是使神成为罪的源头，指责加尔文在日内瓦教会教导错谬。 这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拖的时间也很长。法雷尔和维勒特也到日内瓦来与加尔文站在一起。议会的记录上这样写道：“在听了双方的发言后... ...小议会通过了决议：“基督教信仰纲要”是部伟大作品，是圣洁的，加尔文的教义是神的教义。“但小议会也宣布特罗利耶是个好人，好公民，此事不了了之。 敌人不单单在街上，也在议会里。加农街上的牧师撑着他那本应安静休息的身体，在种种试炼中争战。他的哮喘发展成了胸膜炎，这个在讲道，讲课，议会里，家里讲话的人，因为呼吸困难不得不花力气说出每一个字。严重的痔疮使他坐卧不宁。肾结石那尖刀般的疼痛不停地折磨着他。假若痔疮尚能忍受，他会骑上马狂奔，试图癫碎结石以便于排出，当时是没有手术的。头痛病从来未离开过他，有时痛得他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整夜不眠。大多数的时候他一天只吃一餐。消化不良，痉摩，感冒则是家常便饭。 在遭恐吓，侮辱，挑衅的年头里，这个遭敌人围攻的病人没有能看到前面的胜利。但是因着传讲神的话，教导基要真理和实施纪律渐渐地深入许多日内瓦的人心，世风开始改变。这些人不像与加尔文明斗的放荡派那样发出声音，但他们开始看到加尔文走的路，看到神的道，也看到加尔文所过的朴素，严肃的生活，一如他所信仰的那样专一。 这种生活远比培林和他那泼妇般的老婆他们所走的骄傲，放荡之路要好。甚至在放荡派具有势力的大，小议会里，略过半数的人知道，为了日内瓦的利害关系加尔文须留在日内瓦。尽管这些人也加入责问加尔文的行列，拒绝他的要求，他们有时也帮助他排除障碍。他们促使他发怒，但他们知道不能没有他，原因是因为这个人那种纯粹的诚实，他那坚强有力的个性，他那颗才华横溢的头脑，在此一切之上，是他对他的主，对他主的话绝对的献身。日内瓦，不，不仅是日内瓦，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无论放荡派兴起多大的风浪，日内瓦议会再也不会叫加尔文离开他们的城市。 然而，在这些微弱的胜利前面，是一场最大的争战。 第三十三章 日内瓦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有个人被处以火刑。 奇怪的是，此人因异端被焚烧过两次。四个月之前他被罗马教廷处以火刑，但教皇手下的人不够仔细，他越狱逃跑了。愤怒之下，他们做了个假人，里面塞满了他最新写的书，剩下的这个人只好由抗罗宗的日内瓦来烧死他。 这个被烧两次的异端分子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迈克尔舍维塔斯。他早年的经历颇似加尔文，父亲是公证人，哥哥是神父，自己是学法律的，跟随罗马教会。像加尔文一样，在法律系做学业生时，他以母语学习圣经，十八岁那年，他转信了二十五年后使他走上火刑架的东西。 舍维塔斯说，神不是三位，那样神就成了三头怪物。这个西班牙人说：“在整本圣经里找不出一个三位一体的字，耶稣是人，不是神的儿子，圣灵也不具有独立的位格，而是神差到世上的灵。“二十五岁那年，他将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写成书出版。从此以后，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的书第一次在斯特拉堡印刷，后来斯特拉堡和巴塞尔议会都禁止出售此书。抗罗宗领袖们都把他的书视其为亵渎神的异教之物。路德，墨兰顿，布舍，慈运理，布林格都公开予以谴责。舍维塔斯清楚地知道罗马教会对他的这本书会说什么。书出版之后，西班牙宗教审判团最高议会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将作者逮捕带回本国。命令上说，可以不惜任何方式，哄他，骗他，许诺他都可以，务必要抓到他。他们甚至派他做神父的哥哥去劝他回来。 怎么办呢？抗罗宗拒绝了他，禁了他的书。罗马教庭要把他直接送上火刑架。他曾想到去美洲新大陆。但他用了比较容易的方法，改名叫米契尔·迪维兰奴夫[他出生地城市名]，隐名埋姓过了二十年。 二十二岁那年他去过巴黎，与转信抗罗宗不久的加尔文相约见面。不知何故，舍维塔斯没有在约好的地方露面，害得加尔文冒着生命危险在那里空等他一场。 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位精力充沛，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做了不少事情。他为里昂的一家出版社编辑了一本世界地理书。到巴黎学医，他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肺部血液循环的人。他讲授地理学，天文学，他报告了一次月球与火星的月蚀现象。他甚至还大胆地以观天象来预测起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来。为了此事以及他侮辱一名教授的事，他被传到法国议会受审。他的雄辩天才使他得以脱身，只是他写的天文学书籍被查禁，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他在里昂附近的法国小镇维耶纳平静地住了十二年。一面做编辑书刊，一面行医。他是位模范天主教徒，也是主教的好朋友，可是主教做梦都没有想到，此人认为教皇是“兽类中最残暴，最卑鄙的”。 在假面具下生活的舍维塔斯此时正忙着写另一本书，约翰加尔文把他的名著称为“基督教信仰要义”，为的是要重新建立真正的基督教会，舍维塔斯把他写的叫作“基督教信仰恢复”为的是要催毁基督教会[注：引自雪佛的“教会历史第八册”] 1546年到1547年间，35岁的舍维塔斯与加尔文通信。一开始，加尔文礼貌地回了信，并寄上一本“基督教信仰要义”。不久舍维塔斯将书退回，上面涂了多处侮辱性的评论。他先后给加尔文写了30封长信，这些信的口气既骄傲又尖锐。他也寄去了一本尚未出版的“恢复”，但加尔文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不再与舍氏通信。在给法勒尔的信上写道：“舍维塔斯又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并寄来一本他的狂妄之语，假如我答应，他会来日内瓦，但我决不会答应他。假使他真的来，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决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里。“但是，加尔文并没有向维耶纳的罗马教会当局告发舍维塔斯。 六年之后，“恢复”一书在维耶纳郊外秘密地印刷出来。印刷人是一对姻亲兄弟，都曾在日内瓦住过。他俩一位是放荡派，另一位则喜欢加尔文的思想，后者似乎不知道他的兄弟所答应要印刷的是本什么书。舍维塔斯在书的封面上用了他名字的缩写“MSV的”（即迈舍维）把自己写给加尔文的30封信放在附录里。 这时候，五位刚从日内瓦接受培训的年轻传道人返回祖国法国去作宣教士。一入境便被认出而入狱，整个抗罗宗世界都极关注他们的命运。抗议书与信使从瑞士各地教会涌向法国，加尔文也写了抗议书，并给那五位传道人写了一封极为安慰和鼓励的信。他们五人被关了一年，1553年5月被捆在一起走上火刑。 舍氏的书出版时，这五位传道人还关在监狱。日内瓦一位抗罗宗写信给里昂的天主教表哥，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尤其是在此五位被捕的传道人这件事上。天主教的表哥常常在信上讥笑抗罗宗的表弟，说日内瓦教会毫无纪律，乱作一团。这次，表弟有件特别的重要的消息要为诉表哥： 亲爱的表哥，你不必再抱怨日内瓦教会没有纪律。就在你们附近住着一个异端分子。他亵渎三位一体神，并且刚刚出版了一本充满异端的书。现在却在你们中间 - 在红衣主教的鼻子底下攸然自得，而你们的监狱里却关满了无辜的人们。此异端分子就是那个西班牙人舍维塔斯，他住在维耶纳，化名叫米契尔迪维兰奴夫。在那里行医，我把他刚出版的新书前四页附上作证据。 表哥一打开信，马上跑去官方报告。他们召来迪维兰奴夫，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忠诚的天主教徒。无奈之下，官方只好请那位表哥给日内瓦写信要求进一步的证据。 表弟回信说：“我没料到事情会到此地步，但既然你已经将私下告诉你的消息公开，那么神若允许... ...就把这个污移肮脏而害人的寄生虫从基督教里清除出去。要得到直接证据，我必须去见加尔文，他有舍维塔斯的原信，就是那些附在书里的信。 这位表弟是加尔文的好朋友，他与加尔文争论了许久，请求说，若加尔文不答应，他会很尴尬。最后加尔文同意了。当时加尔文知道这些原信会让天主教逮捕舍维塔斯吗？加尔文后来否认了他有意参予出卖舍氏的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话。无论这些信是出于什么原故被使用的，它们成了证据。舍维塔斯卑躬屈膝地又哭又赖，矢口否认。但证据在那里，他被投入监狱，等候审判。那是1553年4月。 监狱位于小山坡上，后院有个园子。因监狱里没有像样的厕所，那些有地位的犯人可以获准去园子里方便。第三天清晨四点，舍氏穿上厚厚的衣服，戴上帽子，再把睡衣套在外面。他向狱卒要了钥匙去园子，没有引起疑心。他脱下睡衣，跳上围墙，爬上隔壁的房顶逃之夭夭了。晨曦中只有一位农妇看见一个人匆匆走出城门。 城里疯狂地大肆搜捕，但未抓到他。维耶纳市法院通过了判决，火烧舍维塔斯的模拟像。 四个月后，真正的舍维塔斯出现在日内瓦。他住在一家叫金玫瑰的小旅店，请店主为他安排渡船去湖对岸的苏黎世。 那是一个礼拜天，人们全都上教堂。舍氏也来了，有人认出他来，告诉了加尔文。加尔文立即通知议会将他逮捕。因为法律规定，检举人必须与被告一起入狱直到审查完毕，加尔文的秘书自愿陪舍氏一起入狱，这样不会担误他的工作。 1553年日内瓦教会8月13日的记录中写着：“迈克尔舍维塔斯被几位弟兄辩认出来，为了使他的异端和亵渎不再污染世界，对此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之辈，教会认为，予以逮捕是合适的。“ 舍舍维塔斯为什么到日内瓦来？他在法庭上说，是去意大利拿波里行医，路过此地。但是从维耶纳到拿波里的方向与日内瓦，苏黎世是南辕北辙的呀。他好不容易逃出罗马的火刑，为什么跑到日内瓦来呢？是不是那位替他印书的放荡派告诉他说，加尔文在日内瓦遭遇麻烦？他是否知道加尔文的敌人们一直希望推倒加尔文？是的，他很可能知道这些，那么他是否想要让这些敌人来支持他？他是否想在日内瓦散布他自己的教义？或许他只是路过，怀着好奇心而已？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加尔文起草了一份39条起诉舍氏的文件。开庭审查断断续续持续了二个半月，有时是他俩之间以拉丁文作书面辨论，有时是面对面的辨论。 日内瓦的放荡派们很高兴地站在了舍氏的一边。小议会专案组主席是培林，另一位放荡派领袖伯尔特利耶也是专案组官员。舍维塔斯与那个在维耶纳法庭上卑躬屈膝，又哭又叫的舍维塔斯今判若两人 - 现在他不但很骄傲，甚至对加尔文不肖一顾。他看上去胸有成竹，污蔑加尔文为“罪犯，杀人犯，可怜虫，骗子，愚蠢的东西... ...你难道以为能以自己的狗叫声来堵住法官的耳朵吗“？似乎加尔文成了被告。 加尔文一步一步证明他对舍氏的控诉。两人继续辩论，不但舍氏的话里充满侮辱与蔑视，加尔文说话也是怒气冲冲，措词强烈。他的话象尖刀般锋利，对这个恬不知耻地否认基督是神的异端分子充满了怒火，此人骄傲地坚持说，人生来是清白无罪的，婴儿不应受洗，是人自己，而不是上帝决定人的救赎。 正当各地成千名忠信的抗罗宗基督徒们被火刑烧死时，难道能让此亵渎异端者逍遥法外吗？对舍维塔斯必须绳之以法，当时的法律明文规定，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否认三位一体的刑罚是死刑。 第三十四章 但是，判决舍维塔斯的权力不在加尔文手里，此权力完全在日内瓦小议会手里。舍氏入狱的那段时间，正是加尔文对小议会影响力最小的那段时间，因为放荡派与加尔文之间正为开除教籍的权力作殊死的搏斗。那个放荡派领袖伯尔特利耶被教会告知不准领圣餐，原因是他醉酒之后和一群同伙与一位牧师争执，并追打他一直到他家门口。现在小议会竟无视教会的决定，越俎代庖地宣布恢复伯尔特利耶领圣餐的资格。 放荡派大权在手，他们准备好要向加尔文在此最重要的事上挑战。这也是加尔文进行教会管理机制改革的中心所在。加尔文强烈抗议，以培林为首的小议会对加尔文的抗议不予理采。 九月分领圣餐的那个日主来临，加尔文面对小议会的二十五位议员，声音因激动而发颤地说：“我发誓，宁可死也不让主的圣餐被玷污... ...我情愿死一百次也决不让这种嘲笑基督的可怕事情发生！“ 第二天早上，加尔文站在圣皮埃尔的讲台上，他并不知道在他离开之后，小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不准伯尔特利耶明天去教堂的新决定。 这是加尔文一生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时刻。在分圣餐之前，他对着下面黑压压的会众说：“我求神加给我力量，垂听我的祷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将按照我主清楚向我显明的命令去做。若有人已被教会会议决定取消领圣餐的特权，假如他还胆敢靠近主的圣餐桌，我必在托付给我的岗位上坚立，予以禁止。“ 这个身穿黑袍的病弱的人沿着旋转楼梯从讲台上走下来，站立在圣餐桌后面，举起双手为饼和杯祝福。人们走向前来，加尔文用他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注视着，等待着伯尔特利耶那大摇大摆的身影走上来。但他没有出现。 加尔文不知道伯尔特利耶未出现的原因，他只知道自己已经公开地反对小议会的决议，他在等待着他们对他的审判。他回到加农街的家，准备下午的讲道，这将是小议会再次下令赶走他之前，在圣皮埃尔的告别讲道。放荡派赢了---除此之外他还能相信什么呢？他们会释放舍维塔斯，让他在日内瓦散布那恶毒的教义，这就是结局，只有神知道这是为什么。 下午讲道的信息是保罗给以弗所长老们的临别之言，这段经文几乎就是为加尔文离别日内瓦所写的：“... ...你们知道... ...自从我... ...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 ...眼中流泪... ...“讲台上传来颤抖的声音，那双骨瘦嶙峋的手紧紧地抓住讲台的栏杆。”... ...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注：使徒行传20:18-35] 但是那手持银杖的信使没有到加农街来传令加尔文离开日内瓦。 加尔文对此缓期执行很吃惊。他继续着他的一切职责，继续着舍维塔斯的案子。 舍维塔斯的情绪很不错，牢里的虱子与恶臭虽然可怕，但那个放荡派的狱卒送来了好消息。舍氏等待着加尔文的敌人们击败他，自己的无罪出狱已指日可待。他甚至大胆地写信给小议会说：“大人们，我要求严惩那个污陷我的人... ...他的财产应判给我作为赔偿... ...将他也投入监狱直等到最后判决，不是他死就是我活“。有趣的是，连舍维塔斯自己都期待着此案的最终判决将是死刑，但他没有料到死的将是他自己。 小议会不顾加尔文的反对，决定向日内瓦其它城市的教会，议会征求意见。小议会在类似的事上也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得到的回答都是“温和处置”。若这次的回答也是“温和处置“，他们打算释放舍维塔斯。 但这次来自苏黎世，伯恩，巴塞尔和雪佛豪森的回答出乎意料----事实上，对于放荡派来说，是个震惊。没有一个回答温和的，一个议会接一个议会，一间教会接一间教会都谴责舍氏，指出他的亵渎必须被制止，以免再伤害基督的教会。伯恩说，他若在这里，判决将是火刑。 最后一封回信于10月18日送到日内瓦。培林赶紧作了反应，他先是推说病了，不能参加作决定的会议，然后又建议将此事转交二百人的大议会决定，因为那里放荡派的力量更强。但小议会不想让自己的权力被忽视，不同意将此事交给大议会，判决舍维塔斯的时刻到了。 “根据你否认三位一体，反对婴儿受洗，顽固地执意要以你那散发薰人臭气的异端来污染世界的事实... ...本议会决定将你定罪，并作出如下的最终判决：判处迈克尔舍维塔斯和你的所有书籍以火刑。“这就是日内瓦小议会的判决，这是一份以全票通过的判决，连自放荡都投了赞成票，因为他们知道不能无视来自那四个城市的一致意见。加尔文一听到判决，立即请求小议会将火刑改成砍头，因后者稍有怜悯，但小议会迅速否决了他的请求。 舍氏在牢里也听到了判决，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使他疯了一般地嚎啕不止。几个钟头后，他终于安静下来，几乎是谦卑下来，但他仍坚持自己所信的东西。加尔文去看他，舍维塔斯请求饶恕，加尔文回答他，劝告他，一如从前对他所做的：“相信我，我从未因为你冒犯了我而要追究你的责任，你是否记得十九年前我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巴黎如期赴约，为的是想要把你赢回主里来。后来，在你流亡的那些年间，我难道没有一再写信劝告你那当走之路，直到你开始恨恶我，只因为我坚定的态度冒犯了你... ...但是... ...你应当向你所亵渎的永生神求饶恕... ...乞求与神的儿子，与那位救主和好。 “ 法雷尔也来到日内瓦，也为舍氏请求。但舍氏仍被处以火刑，不像那些抗罗宗烈士们那样充满喜乐地走上火刑架，临死时他充满害怕，但仍坚持自己所信的，毫无悔意。 1553年10月27日，舍维塔斯和他的书被一起捆在火刑架上，死于火焰之中。这座小山叫作谢佩尔，他死时42岁。 从此以后，这个人的名字就永远地与加尔文的名字联在一起。联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火刑，但是加尔文是唯一请求对他不使用火刑的人。判处舍氏死刑的决定权不在加尔文手里，也与他那强有力的影响无关。那是日内瓦小议会在其瑞士众组妹城市的劝告之下所作的决定，这些事实常常被遗忘了。 但加尔文确实在舍氏的死上有份，他要求议会逮捕舍氏，他起诉了舍氏，他在小议会进行了多次的辩论，证明此人的异端威胁基督的教会。虽然在真正判决时加尔文没有参加，他确是同意的。尽管他反对使用火刑，加尔文也曾写过一本小册子称舍氏为“那个自取灭亡的... ...异端分子”并为处死舍氏辩护。 其他的抗罗宗领袖也都同意此死刑。个性温和，一直倾向于和平，妥协的墨兰顿写信给加尔文说：“基督的教会会感激您... ...您的政府所作的处死这个亵渎者的决定完全符合一切法律。“这是一个火刑的时代，是一个人们相信审判他人关于神的信仰是他们的责任的时代。 今天，在舍氏赴刑的山坡上立着一块石碑，那是多年后跟随加尔文的人们立的，上面用法文刻着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的，尊敬他的，感激他的儿子们----否认接受他的这个错误。这是一个他那个年代的错误。根据福音的原则，宗教改革的精神，我们相信良心的自由。 我们特立此和好的纪念碑。 1903年10月27日。 从二十世纪的今天往回看，加尔文在处理舍维塔斯事件上与他同时代的人没有两样，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正是因为加尔文在他所写的著作中，在他所行的许多事情上，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指出了一条宽容与自由，政府与宗教分离，每个人应以自己的良心来信神的路，这才是令人伤心的原因。 然而，神如此伟大地使用象加尔文这样满有罪的仆人来建造他的教会，来影响他的世界。这，才是令人赞叹的真正神迹。 第三十五章 日内瓦的痛苦搏斗快要结束了，剩下的那些骚乱只不过是一头垂死动物的抽搐而已。放荡派渐渐衰退，他们在舍氏和伯尔特利耶领圣餐的事上都失败了，最主要的是他们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1555年2月的选举结果，四位支持加尔文改革的人被选为行政长官和议员，加尔文来到的这个所多瑪正在被改变成上帝之城。 放荡派决定作最后一搏。他们在来日内瓦落脚的法国难民一事上大作文章。多年来，数以千计的法国难民来到日内瓦，并成为这里正直，良好的公民。放荡派们高呼着要赶走那些外国人，他们煽动说：“这些人要把我们卖给法国，日内瓦只属于日内瓦”。他们无法搅起诚实的百姓，于是纠集起一伙流浪汉，小酒店酒保，烤面包的，船夫，渔民等人，伯尔特利耶和培林安排众人酒足饭饱之后，给他们下了命令。他们计划在某天晚上9点等巡逻完毕之后，叫这群人到街上，见法国人就杀，并说是法国人先动的手。 夜色来临，可这群乌合之众内部先开始混合起来。这群从中午开始大吃大喝的人，眼前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他们开始执行起肮脏的勾当，但充其量不过是在街上搞出许多闹声，一个个醉薰薰，傻乎乎地在街上跌跌撞撞，蹒跚而行，即使是头脑最清醒的，手持利剑却仍然一无所获。 加尔文后来提到此事件时写道：“那晚上神自己... ...看顾那些难民，让他们都沉睡梦乡... ...无人离开他们的家。” 大，小议会终于忍无可忍。放荡派被带来审问，伯尔特利耶，旺代尔和其他闹事的自由派一共七人被处死，培林和他老婆逃到伯恩去了。 历经多年患难，日内瓦迎来了和平。当周围的国家，地区被战火与灾难搞得动荡不安之际，这座湖边的城市则稳步地走上她宗教改革世界之城的地位。因着加农街上那幢房子里的主人，日内瓦成为全世界宗教改革的大本营。 论到这座城市，苏格兰伟大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这样说：“这里屹立着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地球上最完美的基督的学校”。诺克斯在日内瓦生活了三年，成为日内瓦公民，他在圣皮埃尔隔壁向英国难民讲道。1559年，诺克斯返回苏格兰，将他的祖国改变成为长老会教会的摇蓝。长老会是根据加尔文所教导，所设立的教会管理机制的教会系统。法雷尔是另一位有话要对日内瓦说的：“宁可最后一个到日内瓦来，也不要第一个去其它地方”，这位红胡子的改革者当然记得从前的日子。 从极度邪恶到全然敬虔 - 这座宗教改革之城法律严明，条款细致----除此以外，别无他路。这里有保护人们的法律，也有惩罚人们的法律。加尔文通过他的影响使市议会通过了健康法，安全法，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下面是新法律中的一部份： 不准在街上乱倒垃圾，粪便 屋内无烟囱不准点 阳台上必须做栏杆，以免小孩跌落 哺乳的母亲不得带婴儿同睡以免闷死孩子 未经警察许可，屋主不得随便出租房子 夜晚巡逻的人必须忠于职守 商人必须诚实经商，不得随意抬价 日内瓦不召任何用纳税人的钱支付的士兵为任何国家或国王服务 每当选举日来临，圣皮埃尔的牧师一定会讲一篇道，阐述公民有责任选举敬虔之人，被选举上的必须以上帝的法则，为上帝而统治百姓。 圣皮埃尔的牧师也是律师，外交家以及诸多事情上的专家。议会越来越多地转向他求教，他也一直注意着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不是呢？难道世上万事万物的研究，应用不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吗？因此，第一位来到日内瓦开业的牙医被送去见加尔文。加尔文用自己的口测试牙医的技术，然后才推荐给他发照。有人画了幅画作为日内瓦与伯恩签定联盟的赠礼，议会请加尔文作艺术评论。有人发明了室内节能取暖的方法，议会问：加尔文以为如何？ 与伯恩之间的联盟协议快到了重续的时候。尽管波恩不喜欢加尔文，日内瓦还是指派他作全权代表参加谈判。这是件敏感的事，因为伯恩老是想在日内瓦的事上插一手，但如今一份双方完全平等的联盟条约首次正式签字，加封。然而，从事这一切的这个人甚至还不是日内瓦公民。这怎么可能呢？他本来早就可以是，但他从未主动要求过，免得有人以为他想要拥有权力。数以千计的难民们提出申请后都获得公民权，然而这个被全欧洲称为“日内瓦人”的加尔文，在这个他使之扬名的城里仍然是个寄居者。 在加尔文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书源源不断地从印刷厂流出。他留给世界96卷著作，秘书将他讲课时的内容记录下来，经他编辑后成为圣经注释。他的圣经注释包括除了9卷旧约和新约“启示录”之外的所有圣经。他的笔从未停过，他也让好几位秘书没有闲着。一封书信接着另一封书信，那些被保存下来的书信装订成册35。因着秘书们的忠心，加尔文的2000次讲道内容也被保存下来。 现在，日内瓦教会知道了什么是和平，什么叫长进。牧师，传道人达到18名。教会会议在教会的事务上真正有了权威，包括开除教籍的权力。 还有音乐。每当听到日内瓦人唱起赞美诗歌时，怎能不叫人激动？17年来，他们拥有一位教唱的老师，他就是法国老师路易布儒瓦，他不仅教儿童也教成人唱“诗篇”，他也是将“诗篇”列入教会告示栏的第一人。1562年“日内瓦赞美诗歌集”出版了，其中的许多曲子是布儒瓦作的，歌词则是马洛特和伯撒写的，加尔文是这项工作老的导师。在这本1562年的“诗歌集”里，他留给了世界又一件珍宝。 在这些最后的年头里，最荣耀的是日内瓦大学的创立。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抗罗宗大学，这也是加尔文多年来的梦想。他坚信上帝要他的仆人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与培训，成为一批杰出的人材，尤其是传道人，同时也包括政府官员，医生，律师和各行各业的人们。 日内瓦能有一所这样的大学吗？这座湖边的城市里没有王侯公爵，红衣主教以他们的大名，捐赠巨款来建一所学校。如今的日内瓦人口已超过二万，但三分之一是身无分文来到日内瓦的难民。出乎整个欧洲的意料，日内瓦竞然开始筹建起一所大学！每一位公民都为此作出了牺牲，都与此有份。一位烤面包师傅的穷妻子只能贡献五个铜板，但一位富有的印刷商捐出一大笔补上了她的不足。就这样，一步一步，一家一家地行动起来。律师们忙着替人写遗嘱，不忘为他们的大学献上一份。 离圣皮埃尔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东南风迎面吹来。一根木头加一根木头，学校在这里一点一点盖了起来。加尔文常常拖着病重的身子到现场观看。他被沼泽地蚊子叮咬后染上疟疾，病倒已有数月。事实上，他再也没有从这次疟疾的高烧中完全恢复过来，但他一定要看着学校建起，梦想成真。 或许那是他的主意，在花岗石柱廊上方的正门上，要用三种文字用刻上：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 旧约希伯来文〔箴言1:7] 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为神的智慧 - 新约希腊文〔哥林多前书1:29〕 从上面来的智慧全然纯洁，和平，充满恩典，怜悯 - 学者们用的拉丁文〔雅各书3:17〕 今天你去日内瓦，仍可见到当年大部分的建筑仍然屹立在那里，两边加上了附翼。现在是一所中学，中间那部分仍然是当年加尔文在此走动，在此教导年青人的样子。前院是一间当年的教室，里面暗暗的。今天孩子们戏称为“那间牢房”，因为期终大考都在这进行。 一所没有教授的大学能算大学吗？一个没有最出色的教职班子称得上是一个教职班子吗？加尔文写信去巴黎和欧洲各地，邀请抗罗宗的杰出学者们来此任教。正好此时洛桑大学的教授们与伯恩发生争执，伯撒，维勒特和几个同事决定离开洛桑大学到日内瓦大学来。伯撒被任命为校长，加尔文成为兼职教授之一。事实上，教职班子在建筑物完工之前已经就位。 1559年6月5日，克莱芒斯大钟的钟声伴随着嘹亮的号声，将人们召集到圣皮埃尔。日内瓦大学开学典礼隆重开幕。小议会秘书高声喧读了日内瓦大学校规。校规也是加尔文写的。教授们被一一任命，学生们宣誓效忠于宗教改革的信仰。40岁的校长西尔多伯撒以拉丁文作了优雅的演讲。梦想成真的加尔文，像往常一样用法文作了简短的讲话，并以祷告结束大会。那天，一定是他美好的一天。 更叫全欧洲吃惊的是，学校一下子就有九百名新生入学！他们来自欧洲各地，最多的是法国。有些学生本科毕业后，留下继续在神学，医学，法学上深造。 学校的毕业生们成了出色的学者。“日内瓦大学的小伙子们说起话来一点儿也不比索邦的博士们逊色"----这就是他们的声誉。但他们不仅仅是学者而已，他们是基督徒学者，是世界上第一所抗罗宗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 此后的许多年里，许许多多的名人都以自己是日内瓦大学校友而自豪。他们中间有卡斯帕奥利维纳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之一，[注：此为抗罗宗著名的基督教信仰告白文件，成文于1563年]。 日内瓦成了宗教改革信仰的大本营。她有闻名世界的领袖，有忠实于神的话而井井有序的教会。整座城市都以言，行委身于改革宗信仰。现在又加上第一所训练基督教学者的大学！牧师，宣教士们源源不断地从此大本营里走出，他们来到加尔文的门前，请求差派他们到欧洲各地去。许多法国来的请求让他们返回祖国，加尔文在给朋友的信上说：“他们包围了我的门，互相争着要站个好位子... ...有时候我只好叫他们退后一点... ...我告诉他们说，在二十多个地方已经传来宣教士被杀的消息，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们“ - 连法国皇帝也阻挡不了，他向日内瓦发出正式抗议，抱怨说从这个抗罗宗大本营出来的传道人那么多。 1559年是一个伟大的年头。法国地下教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大会。虽然人们为了信仰被逼迫，遭杀害，法国的教会却采用了加尔文设立的的教会形式组织起来。加尔文以他的精神与书信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他祖国的教会，他爱她，引导她，从远方的大本营里，他成为她献身的领袖。 6月正式开学的日内瓦大学多年后成了许多抗罗宗大学的楷模。 7月，加尔文渡过了50岁生日。尽管一身疾病，他环顾四周，从心里感谢神在日内瓦所成就的工作，对于自己能从去年的疟疾高烧中存活下来，他也充满了感激之情。在那些病痛折磨的日子里，他挣扎着完成了最后一版的“基督教信仰要义”，这是众版本中最大的一版，有好几次他以为自己活不到完成此项工作。 神给了他时间。1559年8月，八十章巨著，洋详四卷，从印刷厂出来。神真美好！他本不配，他根本没想到神竟如此开恩，让他完成此抗罗宗信仰的伟大作品，并在此后的几百年里向全世界说话。 1559年11月，一位议员提议，每次议会开会应请一位牧师来参加，给大家读神的话，为城市的各项事情祷告，祝福。此后，这成为三个议会的光荣传统。现在，神的话在讲台上宣讲，在大学里教导，也在政府里有其地位。 圣诞节那天，又多了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小议会破例邀请加尔文成为日内瓦公民。加尔文被深深地感动，一时都找不出词来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但是，就在成为日内瓦公民的同一天里，他开始了剧烈的咳嗽，大量鲜血从口中吐出。医生认为是一条动脉血管暴裂，不知道这是晚期肺结核的症状，加农街上的这个人在地上还剩四年半的时间。 第三十六章 走在卵石街上的这位身着黑袍的人，除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看上去更像是死人。他的身体已经被各种疾病，过度的劳累消耗贻尽，但他那不可征服的精神仍然命令这具身体照常运作，那双具有穿透力眼睛后面的头脑，丝毫未丧失其敏锐性。 加尔文站在圣皮埃尔的讲台上讲道，在会议厅教神学，拖着自己的身体去大学的教室，回到家倒在床上后，秘书们围在床边，将那些从艰难呼吸之间吐出来的字句记录下来，成为不断发出去的信----特别是写到法国去的信，在那里抗罗宗与天主教之间即将暴发内战。又一本圣经注释编辑成文，又一篇关于有争议教义的论文完稿。宣教士们被差派出去，各地教会不断收到建议信，告诫信，一本接一本的书从印刷机下流出。 加尔文在给医生的信中说：“这二十年来，头痛从未离开过我。关节炎，痛风病使得四肢关节几乎残废。肾结石太大排不出，给了我尖力般的疼痛。胸口象压着铅块，每一口呼吸都必须付出努力“但是这个被疾病大军围攻的人没有抱怨，他甚至以苦笑般的幽默给出差在外的伯撒写信说：”你是在半夜之后才给我写信，可我不得不七点就上床，混身患痛风的老人不就是如此吗？“ 1562年的一天，加尔文撑着走出城市。他自己家里发生了奸淫罪，这已是第二次了，这个打击太大，太令人羞耻了，他在加农街呆不下去。第一次是1557年，安东尼的妻子安娜与家里的驼背仆人皮埃尔通奸被抓。后来又发现皮埃尔偷主人的东西已有三年了。安娜被逐出日内瓦，安东尼拿到了离婚证书，加农街上这幢房子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了。这次是依多莱特的女儿朱蒂丝。人人都以为她纯结，敬虔，六年前幸福地嫁了人，如今站在教会会议前承认了奸淫罪。加尔文又气又羞，挣扎着身子走到郊外安东尼的房子里躲了几天，然后回到加农街，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朋友们来劝他停一下，休息几天，他摇着头说：“难道你想要主来的时候发现我在闲着吗”？ 1564年2月6日礼拜天，加尔文最后一次站在他所熟悉的圣皮埃尔讲台上。他正在讲福音书的相互合谐性，咳嗽突然暴发，这次他无法控制，热血涌进口里。他慢慢地，不情愿地走下梯子。这篇道他没有讲完，会众无声地，焦虑地注视着他。 礼拜三，加尔文讲了最后一次周间讲道。讲的是“列王记”。同一天下午在日内瓦大学他教了最后一堂课，教的是“以西结书”。离别的时候到了。他先去了市议会厅，这里是他多次来过的地方，曾在此被击败，曾在此获胜利;有时被邀请而来，也有时不请自来。这次，他是被人扶着去的，时间是三月底。他想向小议会推荐一位新校长，伯撒将要接他的班。这次他不需要再爬三层楼梯，小议会特意用小碎石铺起了一个斜坡。加尔文最后一次攀登上楼，两边的朋友扶着他。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穿过等候大厅，走进议会室的第一扇大门，门口坐着那位手持银杖的信使。进门后是那条狭窄的走廊，一边是陡峭的楼梯通到底层的监狱。这样犯人可以被直接带上来。过了第二扇门就是议会室，屋内有四扇窗户，木雕的大桌子，墙角是那只火炉。 新校长被介绍，也被任命了。然后，加尔文手持帽子简短地向小议会说了几句话，他感谢他们对他生病期间的关怀，两天前曾感觉稍好，但现在看来“我天然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支撑我了“。秘书的笔醮上墨水记录下以下的话：”他克服极度的呼吸困难，以极其柔和的声音说话。议员们纷纷泪下，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议会室“。 市政厅大门上刻着日内瓦的座右铭：黑暗之后是光明。加尔文比任何人都更使这句座右铭在莱蒙湖畔的这座城市成为真实。 下一站是圣皮埃尔。 那是4月2日复活节主日，人们用椅子把加尔文从加农街抬到他曾在此讲过无数次道的讲台边上。现在是伯撒讲道。圣餐开始了，加尔文从伯撒手里接过饼和杯，此时此地，他是否还记得被逐出日内瓦的那个复活节，他因着众人的邪恶，拒绝分圣餐的那次？ 会众起立，唱最后一首诗歌。，合唱的歌声充满了尖顶之下的教堂，加尔文满脸喜乐地唱着：“现在根据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可以平安地走了。”这是那首歌的名字。 在病床上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法国瑞尼公爵夫人的。信上向她再一次表示对她信心的确认，也催促她将外孙赢到抗罗宗信仰上来。最后一封拉丁文的信是写给苏黎世的改革家布林格的，向他报告法国，德国的最新消息。即使是在濒死的床上，加尔文仍注视着世界，两封信中都丝毫未提及死亡已经近在咫尺。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会不可停止进步。 公证人被召来为加尔文立遗嘱，倒并不是因为遗产太多需要公证，加尔文留下的最大的遗产不能以钱来计算。加尔文口述，公证人笔录：“首先，我感谢神，他将我从黑暗坑里提升到福音的光明之中... ...他对我如此怜悯，使用我，使用我的工作来... ...宣告他福音的真理... ...他将要向这个如此可怜的罪人显明他是我的慈父。“ 至于那点地上的财产：“那只朋友送的银杯是爱的象征，送给我亲爱的弟弟安东尼。现金分给安东尼的孩子们。日内瓦大学10元，10元外国难民，同父异母妹妹玛莉亚的女儿简10元，安东尼的儿子每人40元，女儿每人30元，25元表弟大卫，因为他不够成熟也不稳定。若仍有剩余，也分给这些侄儿，侄女们，别忘了大卫，或许神开恩叫他谦卑，归正“。 六名传道人，一位教授签了字，公证人朗读一遍。 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对那些继续教会，政府工作的人们说上最后几句话。 4月30日，小议会全体议员列队来到加农街11号，围在床边。加尔文再一次感谢他们的关怀与恩待，他请他们饶恕他在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年里所发的火，他所犯的其它罪。他劝说，警告也鼓励他们说：“请永远记住，唯有上帝才能赐给国家，城市力量。”他迫切地为议会，为日内瓦祷告，然后用右手与每一位握手告别。走出卧室的每一个人脸上流着泪，就好像是与一位父亲道了永别一样。 第二天来的是传道人。不知怎的，加尔文竞能支撑着与他们说话，并且谈了很久。他回忆起往事，他甚至都能感觉到那些对他不满的人们唆使他们的狗在咬他的袍子，咬他的腿，他仿佛仍能听到窗下连续几十下的火枪发射声，那是他被逐出日内瓦之前的事了。他又看见了市政厅前议员们几乎打斗起来的场面... ...他说：“神召我去之后，你们还会有麻烦，你们要刚强壮胆，因为神要使用这个教会，维护这个教会，他也应许过会保护这个教会。” “我的罪常让我难过... ...我求你们饶恕我的恶，若我所做的有什么善，那么请以此为榜样... ...。”“至于教义，我一直忠心地教导，神也赐我恩典让我写作... ...这是我尽了我的能力，尽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向此教义活，也向此死。请你们每一位务必要坚忍到底，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没有嫉妒。“ 又一次握手道别，又一行泪流满面的人走出加农街。 还有一封信要捎，还能是谁呢？当然是老朋友法雷尔。他说要来，加尔文想到他已上了年纪，不想让他再劳累一趟：“再见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亲爱的弟兄“，安东尼把这些话写在纸上”既然神定意让你留下，请记住我们的友谊，此友谊已使神的教会受益，它的果子也在天上等着我们，请不必劳驾来此。我呼吸困难，随时都会停止，我为基督活，为基督死，足矣！无论生，死，基督自己就是属他之人的奖赏，我将你和我的同工们交在神的手里。“ - 你的献身的 约翰加尔文 法雷尔还是来了。坐在这个二十八年前他命令留下的人床边，两位朋友谈着。然后，75岁的法雷尔走了，在与老朋友再见面之前，他又活了一年。 加尔文一直拖到5月27日。他不停地祷告，有时出声，有时无声，在剧痛中他常常呼叫：“主啊，还要多久？噢，主，你压碎我，但我知道这是你的手。“ 他在平安中死去，就像入睡一般，那是礼拜六晚上，那是一天的结束，一个礼拜的结束，一个生命的结束。一位伟大的仆人去了他主人那里。 消息传来，日内瓦的人们默默地聚在加农街上。小议会召开特会，秘书试着记下议员们的感情：『神以如此伟大而崇高的品格模铸了他。“ 教会的记录本上，加尔文名字的对面，画着一个十字架，下面写着：“今年5月27日晚8时与9时之间，去了神那里。” 礼拜天下午，长长的队伍走向城外的日内瓦墓地。教授们，牧师们，议员们，公民们跟在那口松木棺材后面。只有踏在地上的脚步声打破了主日的寂静。加尔文在遗嘱上要求：“我的遗体... ...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复活之日。”墓地里没有他的墓碑，没有墓名志。不久，日内瓦就无人知道加尔文的遗体下葬何处，至今也没有人知道。 但那比墓碑更伟大的，活着的东西留下来。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内瓦人的思想，他的著作强有力地活着。它们出自那活的道，它们延伸到了所有的基督教会。通过它们，圣皮埃尔的传道人一直在教导着，在模塑着基督的教会。他通过活着的男人，女人们说话。 这，就是约翰加尔文---基督耶稣的伟大仆人。 这是一个活出他所说的下面这句名言的，谦卑的人：荣耀单单归于神！ 附录： 为了帮助中文读者更多地了解约翰加尔文及其工作，特附上几段评论文章。这些评论出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甚至不同世界观，不同神学观的著名历史学家，神学家和学者之笔。这些评论均摘译自菲力浦雪夫（飞利浦沙夫）的巨著，常被称为教会历史百科全书的“基督教教会历史”第八册第三卷第八章。 一，加尔文与宗教改革家们（第八章第六十五部分） 约翰加尔文是法国和法语瑞士地区改革宗教会的奠基人，组织者。他的思想影响了欧洲，北美的所有改革宗教会。 革命之后必有重建，加尔文是被上帝的护理之工所预定，以天才和良好教育所装备，并以各种环境所准备的。没有法雷尔，加尔文就不可能完成他的工作。因为前者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正如这位法国人在苏黎世，在威登堡没有他的位置一样，瑞士人慈运理和德国人路德在法语区的瑞士也不会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每一位都在自己特殊的使命中，在特定的工场上完成无人可以比拟的工作。 加尔文比慈运理和路德具有更有利的条件，他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建造。他不如前两位那么具有天赋，但他却更具有能力。与他俩相比，他在行动上较逊色，却在思想上，组织上比他俩更伟大。他俩在争执中开采出石材，加尔文将其加工制作成品;他俩创出新思想，他将它们建造成为一个系统。他的工作不是保罗而是亚波罗，他浇灌，神使之成长。 加尔文的个性不那么吸引人，他的生活也不如前两位那样具有戏剧性，但他为他的教会留下了更好的东西。他的名字永远不会像路德，慈运理在他们四百周年诞辰纪念时那样引起大众的热情，也没有人塑造大理石像，青铜像来纪念他。甚至他在日内瓦的下葬之处都无人知道。但他却以他的一贯性，他的自制，以他的以圣经解释圣经的，教义上的和辩论上的卓越成就超过他们。他曾经对并且还在对拉丁语系，盎格鲁一撒克逊语系的基督教教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任何一位改教家所不可比拟的。 他使得小小的日内瓦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抗罗宗的罗马，成为基督教有史以来最具良好纪律的教会。 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令人惊叹的例子，一个如此不具备吸引大众的个性的人，竟然能拥有这般智力上的，品格上的力量，这么强有力地控制他那时代和他以后各个时代的人们。以他的天性与兴趣，他应该是个隐居的学者，但上帝的护理之工却使他成为众基督教教会的组织者，统治者。 二，加尔文的历史地位（第八章第六十六部分） 首先，加尔文是位神学家，是公认的基督教宗教改宗教义的系统神学领袖。与教会先父们象奥古斯汀，与教会学者如汤马斯阿奎那相比，他更具系统性，更为有条不紊，难怪路德宗的神学王子墨兰顿特别强调地称他为“那位真正的神学家”。 加尔文的神学立根于对圣经的透彻的知识，在所有改教家中，他是最具有以圣经解经能力的。他的圣经注释被列为古今以来最出色的解经书。因此，他的神学是以圣经为本而不是学术上的，此神学具有对神的话的真理的满腔热诚与完全献身。同时，他又是一位无懈可击的逻辑学家，语言学家。 他具有一种极罕见的能力，来作清晰，有力，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说明。他建立起一整套教义，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 加尔文主义比路德宗和阿米念主义更具逻辑性。罗马天主教系统也同样具有逻辑性，但无论是加尔文主义还是罗马天主教系统都不是绝对逻辑性的。两系统都至少在攸关重大的事请上令人高兴地不具逻辑性：前者否认神是罪的源头，不然的话就限制了神的全能;后者承认受洗的恩典不单单局限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之内，此点打破了罗马天主教自称的绝对性。 加尔文主义神学建立在保罗书信中，对罪与恩典的深刻透彻的分析之上......。阿米念主义是对加尔文主义的一种反应，正如理性主义是对路德主义的反应一样。 加尔文不像路德和墨兰顿那样多次地修改教义，前后也有矛盾。他从年轻时的信仰观点一直到他生命结束，丝毫未改变过。他的“基督教信仰纲要”使得墨兰顿的“罗格斯”和慈运理的“论宗教之真伪”失去光芒，“纲要”也从未被任何后来的神学书所超过。 加尔文的第二个位置是立法者与执行纪律者。他是教会新秩序的奠基人，此新秩序使抗罗宗教会协调起来，团结起来。一方面具有与罗马天主教的强大组织结构抗衡的能力，另一方面又防止了宗派林立，互不信任的破坏性趋势。 在此点上，我们可以将加尔文与教皇希尔德布兰相比。他俩之间的最大差别是，铁腕的希氏将他那个时代的罗马天主教系统改革成严格的禁欲主义，建立了中世纪等级森严，排斥性的非婚神职人员体系;而加尔文则在社会法则的基础上改革教会，建立起一个以众信徒为祭司的民主化体系。前者强调教会的权力高于政府;后者强调基督的权威高于教会与政府。加尔文将属灵的和属世的力量联合成为神的两条臂膀，其前提是政府顺服于基督的法律。英格兰清教徒们依此原则于1620年建立起基督教社会系统，并推行了几代人。十九世纪后，政府走向了宗教与非宗教的混合，越来越脱离任何教会信仰告白的原则。毫无疑问，加尔文一定会像他的现代跟随者们在法国，瑞士，苏格兰，美国一样，让教会成为不受政府约束的，独立的教会。 加尔文的道德和纪律原则反映出他的神学的严厉性。作为一个体系，它已经消失多年，但它那最美的果子仍然在加尔文主义和长老会教会系统中保持着纯洁的，充满活力的和高尚的道德性。以严厉的信仰告白与严格的律已相结合，加尔文成为历史上最英勇的法国胡格诺派，荷兰伯格派，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盟约者和美国新英格地区清教徒前辈移民之父。他们都以为了良心自由的原故可以牺牲世界上任何东西而闻名于世。 由加尔文的纪律所产生出来的此种精神从法国传到荷兰，从荷兰延伸到苏格兰，并且以其一贯的抗罗宗自由的力量，在这些土地上延续。同样是此精神，激励起最早期，贯穿于后期的英国清教徒们之中，密尔顿，欧文，巴克斯塔就是其中的一些典型人物。 此种精神武装起了英国议会来对抗查理一世，激发起了克伦威尔将军的辉煌胜利，更成为推动五月花号上清教徒移民先辈们的动力，将文明的种子第一次播种在西方那片新大陆上[即美国]。 加尔文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宗教信仰上和道德规范上，它同样影响到法国的文学，知识界。他在法国的语言，文字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如路德在德文上一样。 现代法文与法国文学是以加尔文以及同时代的拉比雷司（1483年至1553年）为分水岭的。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反映了法文的极端性。加尔文坚持极端的宗教信仰，拉比雷司具有超越众人的智慧。一位在法国具有最高的神性;另一位在法国最具幽默感。一位是严肃的基督徒，另一位是伊壁鸠鲁式的外邦人。一位代表了近乎暴君的铁的纪律;另一位则以极度的自由而走向放荡。加尔文创立了法国式的辩论与神学，以严肃的讨论来达到教导人，使人信服;拉比雷司则建立起一个向人提供享乐的世俗系统。 下面的几段是作者雪夫引自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几位的评论，“教会历史第八章后半部分” 欧奈斯特雷南（1823年至1892年） 雷南是法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法国历史学家的第一人。年青时他曾接受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教育，后来对信仰产生怀疑。因此，他对加尔文的评论或许更令人吃惊。下面是雷南的“宗教历史”第七版第337-367页上的评论： “加尔文是那种绝对的人，从一个单一的模子里浇铸出来。只需一眼就能看到他 - 从他的一封信或一件事上就可以来判断他一惯的人。在他那不曲不挠的灵魂里，没有一个弯没有一个折;从不知道什么叫做怀疑或迟疑... ...对钱财，名声，荣誉毫无兴趣;不需任何修饰，生活简朴，为人谦卑，为了使他人像他那样，他可以牺牲一切... ...叫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一个无论从他生命还是他的写作看上去如此无同情心的人，竟能成为他那时代如此重大运动的中心。他那张锋利，严酷的嘴竟如此深远地影响着那么众多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想像当年法国最高贵优雅，最得人心的瑞尼公爵夫人，在她那被全欧州智慧之花所包围的弗拉拉宫庭里，竟会被这样一个严励的人所俘虏，并通过他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艰难道路，这种行为唯有真正的信仰才能使其然。加尔文缺乏那种使路德成功的秘密：活泼的，深深的同情心与热心，他也不具备弗朗西斯的魅力，冒险性与柔和动听的话语。但他却在那个基督教极需要行动的国家，比所有这些人都更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十六世纪最基督化的人。 荷兰学者詹姆斯阿米念（1560至1609年）阿米念主义的奠基人： “除了学习圣经以外，我向我的学生们最极力地推荐的是学习加尔文的”圣经注释“。我以为它们写得比海尔米契写得更伟大〔伟大的荷兰神学家1551年至1608年〕 。因为我确认，在解释圣经上无人能望其背项。他的解经书应该比任何教会先父们传给我们的都更为有价值。因此，我承认他具有一种超过绝大部分，不，应该说是超过所有人的那种可以被称之为先知的灵，他写的“基督教信仰纲要”比“海德堡要理问答”包括更丰富，更精确的解释“也。 费利克斯邦耐格（1814年至1874年）日内瓦牧师，历史学家 “让我们不要将他所不会接受的称赞加给他。唯有神是创造主。一个人之所以伟大，仅仅是因为神看为合适，来用此器皿完成伟大的工作。没有一位伟大人物象加尔文那样理解这一点。他总是不加思考，无需努力地将一切成就与荣耀完全归给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加尔文曾经试图将哪怕是成就中最小的一部分归于他自己。“ 马丁路德曾多次自满地写到，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修士竟能叫教皇颤抖，竟能如此搅动整个世界。加尔文永远不会说这样的话，即使是在他心灵的最深之处，他甚至从未看上去要说这样的话。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观察，认识这个人，从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上，他永远只有一种想法：神行万事，万事都出于他。你可以从这一角度出发，再读一点他写的东西，哪怕是在你看来最骄傲，最带权威口吻的那些字里行间，你是否能找到任何证据，说他不是一位做工的，存一颗全然真诚之心的仆人，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他的主人？... ...然而这个人，尽管犯有各种错误，却成为一个信心，敬虔，献身与勇气最美好的榜样。 在今天的现代人的懒惰之中，再也找不到这种品格的人。因为现在找不到一位像他这样的人可以用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见的主“[注希伯来书11:27] 西尔多伯撒（1519年至1605年）日内瓦大学校长，日内瓦教会牧师，加尔文的接班人 “我与加尔文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可以为他作见证。我认为我完全有权说，在这个人身上展现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的最美的榜样，而这种榜样招来诽谤的容易程度与人要去仿效的困难程度成正比“。 最后，让我们来读19世纪英国伟大的传道人----被誉为传道王子的----司布真的一段话： 我所传讲的没有什么新奇，也并非新的教义。我最爱传讲的就是那些称之为“加尔文主义”的教义----正是基督耶稣所启示的上帝的真理。 加尔文所传讲的，奥古斯丁汀传讲过，保罗传讲过，也就是我今天必须传讲的，不然我就是愧对自己的良心，愧对我的神了。我不能修改真理，我也 不知什么叫作“去掉棱角”。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的福音就是我的福音，那响彻苏格兰大地的，今天也必要再一次响彻英格兰上空。阿们！阿们！ 完